9月12日晚间，一群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聚集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里，前来倾听法律人对人工智能参与法律事务的见解和看法。正在进行的，是华东政法大学PLUS演说会“法律人工智能的真实当下与可能未来”。

“未来，人工智能将会更好地服务法律工作，而不是如科幻小说里所担忧的那样，它会抢夺人类的司法权，进而主宰人类的命运。”上海三分检检察官助理周崇文说，未来，法律人依然会是“决策者”而人工智能只能是服务者。

此前，有杭州当地媒体报道，杭州家长给孩子买了一个人工智能娃娃，她会回答各种简单的问题。孩子问它，你叫什么名字?它说，我不想回答你，我给你唱首歌吧;孩子又问，一加一等于几?它说，我不想回答你，我还是给你唱首歌吧。三首歌过后，孩子哭了。

周崇文说，尽管上述人工智能娃娃只是一种山寨人工智能，但故事所折射出的人类对AI的需求，却是真实可触摸的。“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很好地了解法律人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不掌握我们的思维方式、人文情怀，那这种哭笑不得的局面，就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经常有媒体报道称，未来AI将可以为法官、律师、检察官直接“研判证据、生成文书”。但周崇文说，这些实际上并不是法律人最需要的服务。

“研判证据，虽然看似纷繁复杂，但其中是有证明逻辑可循的，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生成文书，目前我们的办公自动化软件已经有自动生成文书的功能。”周崇文说，法律人真正需要的，是AI直接提供决策依据和分析意见，“既然人工智能是创造性、突破性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应该被矮化为已有技术的代替品。”

比如，当检察官在研判某一伤势究竟是摔伤还是殴打致伤时，目前主要依靠法医鉴定报告和鉴定人员的说明。但是，鉴定人员也无法给出肯定的、唯一的答案，因为他们的经验也有限。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数据库，对同类案件进行横向比对，从而给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意见，这就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再比如，法官在判断一起借贷纠纷时，除了借贷双方完全相反的说法之外，没有其他证据。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数据库，将同类案件中当事人的学历水平、工作情况和经济条件进行一个交叉比对，从而分析借贷关系成立与否的可能性，甚至可以直接给出一个具体的概率，这些都可以成为法官建立内心确信的依据。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法律大数据从哪里来?据悉，目前法律大数据的积累主要是依赖于起诉书、判决书这些格式法律文书。但这些文书只是法官、检察官展示自己决定的很小一部分载体，不能体现出复杂的取舍和决策过程。更多问题是只有在审查报告、审理报告中才会详细论述的，甚至只会出现在会议记录以及他们撰写的调研文章中。

而这些内容目前还没有进入人工智能的数据库。此外，还有很多数据掌握在辩护人、侦查机关、行政机关和具体行业手中。以盗窃案件为例，其中涉及到控辩双方都争议颇多的赃物价格鉴定问题，“法官、检察官哪怕去大街上跑断腿，也不可能得到让人信服的调查结果，最后只能依赖于鉴定部门。”但令人尴尬的是，有时候辩护人提出的质疑可能是具有生活经验上的合理性的，而鉴定部门可能并不会做出积极、正面的回应。

如果AI能给法官、检察官的决策提供参考，那么它恐怕还要从鉴定部门那里收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