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30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舆论学年会暨海丝国际舆情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国内的百余名学者就国际舆论学及国际舆情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实务操作等相关议题进行探讨。与会学者提出，大数据对传统舆情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借助大数据，舆情研究更加多元化，其研究视角也转向社会关系呈现、社会心理描述等。但如何真正改变舆情研究“策为上、术为主、学匮乏”的局面，是目前学界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国际与国内舆情互动态势明显

国内新媒体的发展与国际舆情研究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姜飞认为，海外传媒、民营传媒、传播技术、新兴资本、国际传播、国家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媒业者进行顶层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六大要素。当前，国内媒体业正处于基于国家实力提升和国家传播政策调整、通过国际传播带动国内传媒版图进行重构的阶段。这一势头还将持续，并将通过多轮人员外派储备和培育大批国际化人才，从而孕育中国传媒业第四轮的版图重组，国内传媒业者应认清这一形势。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国际舆情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进而明确中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和全球治理策略。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可提出，现在国际涉华舆情强度和广度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国际与国内舆情互动态势明显，西方主流媒体仍是涉华国际舆情的前哨和主要平台，网络社交媒体有推波助澜之势。他认为，国际舆情研究不仅要做应用型研究，也要做学理上的提升。但目前国际舆情整体呈现复杂化、多元化格局，要提炼出学理性的内容尚需时日。因此，研究要从很小的点出发，尤其在大数据时代，更要从小的、具体的案例做起。

掌握舆论的真实分布

在分析和研究舆情的时候，首先要对舆论有科学而明确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现在一些研究舆情的文章，“舆情”并不是关于舆论的情况，而是少数人的网上意见。他认为，网络上的意见通常众说纷纭，这些意见在数量上构成“舆论”的并不多，在一定圈层内形成舆论的情形相对多些，但也要注意在一定的圈层范围内进行舆论引导。在这个意义上，准确地估量舆论、舆情的数量和发生范围，是涉及对舆论形势的判断、政策和策略是否正确的重大问题。

陈力丹认为，我国网民众多，但真正经常在网上发表意见的网民很少。即使在网络的一个较大圈层内形成的舆论，亦要认真考察是否在社会整体中具有代表性。至于较小圈层内的舆论，也有进一步分析积极发言者与附和者比例的必要，以便掌握舆论的真实分布情况。在语言表达上，不要轻易使用“网络舆论”的概念，因为目前尚没有科学手段判断某种意见在网络这个巨大层面转变为“网络舆论”，只能在较小的圈层内统计舆论的数量。这样谨慎表述是必要的，否则会由此错误地判断舆论形势。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则提出，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应从理解舆论的本质入手，立足中国舆论发展历史和追溯西方原始舆论历史的视角出发，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同时避免走向数字倾向主义。新媒体与舆论的话语分析、关系分析、情感分析应是提升研究的三大主要路径。

多手段推进国际舆情研究

目前我国国际舆情研究已从萌芽期步入快速成长期，出现了一批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但面临的问题也很严峻。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谢耘耕认为，当前我国国际舆情研究由于视角和方法单一、内容散乱、技术薄弱、深度不足，研究者多为单兵作战，缺少交叉学科和跨部门、跨领域的通力合作等问题，导致国际舆论学领域至今尚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性和指导性有限。

谢耘耕认为，应从多方面入手推进国际舆情研究工作。首先，搭建我国国际舆情研究合作沟通平台，探索形成国际舆情研究协同创新机制。其次，整合国内外舆论学研究优质资源，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发多语种的国际舆情数据库和舆情分析工具，构建国际舆情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再次，在完善国际舆情研究方法基础上，建立国际舆情综合研究框架，深化我国国际舆情研究。他还建议，高校、科研机构、媒体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开展国际民意调查，为中国的全球舆论分析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来源，提升中国国际舆论话语权，力避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失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