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事物。在表面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似乎很好地解决了政治统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代议制民主也似乎成为了这种政治哲学在现实中的具体化。

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事物。无论是在最普遍的生产和交易，还是在信用和金融方面，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经济运行模式。同样，在文化方面，数字技术也表现得十分抢眼，今天影视作品的制作已经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等等。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否对政治方面也构成了相关的冲击?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是否仍然具有启蒙时代那种魅力，保证为世界塑造一个无法超越的公正而良善的体制?洛克的《政府论》十分明确地将政府及其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归于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民。这就是启蒙时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假设，而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与这种假设密切相关。后来英国革命之后的议会制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两院制，实际上都带有这样的政治哲学印记。

在表面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似乎很好地解决了政治统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代议制民主也似乎成为了这种政治哲学在现实中的具体化。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政治架构中，所谓的代议制民主代表着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政治体制，而其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基本上将这种基于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与现实中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画上了等号。然而，这个理论假设所存在的最大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即从霍布斯、洛克开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依赖于一个拥有自然权利的人作为整个政治哲学根基。这个人实际上是抽象的人。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实际上并不理解这个“自然人”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人始终是存在于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人。而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人就是市民社会中的人，这种能够理性算计的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是一种滥觞于原初状态的抽象存在物。

当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由于以商品和货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体系建立，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让人们越来越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成为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和流通的劳动力，也就成为了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笔下那个能够进行理性算计的独立个体。由这些独立进行理性算计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模式，就是黑格尔笔下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经济方式，也同时塑造了以政治算术为根基的契约论模式;进而由这个模式才构成了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如果说在历史上造就代议制民主的根基在于市民社会中那些能够进行理性算计的个体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根基已然在逐渐沦落丧失。简单来说，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一个合理的政府是由理性的人民通过选票的方式选择出来的。由于领导人和议员向选票负责，所以他们必须要尽可能争取到更多的选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符合卢梭提出的“公意”。这个“公意”实际上构成了最终的保障。但是，在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兴起从根本上挑战了这种“公意”的现实意义。

例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当社交媒体脸书的用户们日常为某些评论点赞和回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看似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点赞信息，成为了改变这场政治角斗的支点。处在幕后的剑桥分析公司用数据分析实践告诉我们：他们只需要采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样本，就可以判断一个选民的政治立场和情绪倾向。例如，仅需要通过5个点赞，就可以判断一个选民的政治立场;而更多的点赞和回复信息，则可以分析出该选民一般会因为何种信息来改变立场，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而对于竞选团队来说，他们只需要向被分析过的选民发送特定的推送内容，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的阵营争取到更多的选民。在这个意义上，选民已经不再是霍布斯、洛克、卢梭笔下那个能够自主做出理性判断的行为主体，而是受大的数据分析公司和政治团体控制的“提线木偶”。

在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选民和政府是一种直接关系，政府直接向选民负责，而选民在政治行动逻辑意义上的选择结果就是要创造出更良善的政府。但是，在今天这种直接关系被一种新的势力所介入了，这背后依然是资本逻辑的政治表达过程，丝毫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过去只起到民意调查和预测选举作用的数据公司，在大数据时代，摇身一变成为了幕后政治玩家。以美国为例，在尼克松和肯尼迪时代，那些民意调查机构和媒体进行的数据调查，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举进程，但是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处于台前的总统竞选人与手握选票的民众之间维系的“政治货币”关系。而大数据时代不同的是，这种仅仅以调查统计面貌出现的分析公司，具有了更大的权力政治营销辐射力。这些机构在充分分析了采集到的各个选民的生活习惯、情绪模式和政治可塑性后，在数据公司与大政治阵营合谋之后，选民的选举基本上成为它们掌控的一场虚拟空间版的现实游戏。

可以说，在大数据为今天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最直接的政治后果。一些欧美左翼思想家不由得惊呼“大数据正在掏空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础”。的确，一旦处于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根基处的可以进行理性算计的公民不复存在，那么仍然在民主社会中天天上演着的选举秀，就必然成为纯粹的政治表演戏法了。对数据公司和西方政客来说，他们所需要负责的不纯粹是那些选民，因为在数字时代，这些选民已经被换算成他们数据库里的某个数值和点位信息，成为他们通过智能计算便可以加以掌控的局势。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的嵌入与开发，进一步加深了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危机，不仅选民是可以操控的，而且候选人及其政治主张也是可以控制的。至此，处于西式代议制民主的两端——选民和政府——都已经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其独立性，而真正在幕后操盘的只有那些大的数据寡头。

在不久的未来，一旦数据异化为统治力量，那些被人们所重视的问题，将朝着更利于数据寡头控制的方向前行。这种倾向只会日益强化大资产者的权力，而民众则日渐成为一具虚有其表的外壳。在政策制定上，能够抵抗大资本破坏生态、改变气候、纵容不平等等方面的力量将逐渐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代议制民主正在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阔步行进让世界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时代发展逻辑。今天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生动实践，表明我们一直致力于加强和完善更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如何面对数字化和大数据带来的政治风险，将大数据转化为真正有利于人民利益和增进福祉的有效武器，需要我们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积极有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