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在为自己不用带现金上街，只要拿着手机上的支付宝、微信“扫一扫”就可以轻松支付而沾沾得意。瑞典人已经把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

是的，成千上万的瑞典人正在向自己体内插入微芯片。这种芯片可以作为无接触式的信用卡、钥匙卡，甚至是地铁卡。

一旦将这种芯片植入皮肤之下，你就无需再担心自己不小心把某张卡丢在了哪里，口袋里也不用再揣着沉甸甸的荷包了。但对于不少人而言，在体内携带微芯片，感觉并不实际，倒有点反面乌托邦。

有些人表示，瑞典是在福利方面做得很好的国家，这也可能是引起这一热潮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3500多名瑞典公民向体内植入微芯片，其背后的故事可能比想象中更复杂。

日前，瑞典隆德大学数字文化方向的讲师莫娃·彼得森(Moa Petersén)撰文指出，这一“微芯片热潮”反映了瑞典独特的生物黑客现象。如果抛开表面探究本质就会发现，瑞典人对数字技术的热爱远不止这些微芯片。

生物黑客

生物黑客(biohacker)一词指的是，在传统机构(如大学、医疗企业和其它受科学控制的环境)之外进行生物医药实验的业余生物学家。正如电脑黑客会非法侵入他人电脑一样，生物黑客会非法侵入生物类的东西。

如今，生物黑客已形成了一种较为多元化的文化，有很多不同的细小分支——他们有着不同类型的兴趣、目标和意识形态。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有两大主要分支：“湿件黑客(wetware hackers)”和超人类主义者。

湿件黑客是指拥有公众科学业余爱好的生物学家，利用自己的家用器具建立起的实验室设备。他们进行的是所谓的“节俭的科学研究”，通过寻找廉价的解决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有趣的实验，例如对植物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发光，或是利用藻类制作新型的啤酒。

另一类则是超人类主义者，他们专注于增强和改善人体——其长期目标是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跳出生物学限制来完善自我，人类在未来才能与AI一决高下。

现象背后

通常，不同的生物黑客现象会反映其成长所源自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例如，欧洲的生物黑客通常表现的就与北美的生物黑客有所不同。北美的生物黑客组织通常关注的是，如何研发出在现有医疗保健行业之外的额外选择。与此同时，欧洲团体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或参与到具有美感的生物项目当中。

但事实上，瑞典的生物黑客文化与欧洲的主流生物黑客文化有所不同。瑞典生物黑客大多都参与到超人类主义的运动当中。正是这些超人类主义者——更具体而言来讲，是“葛润德(grinders)”这个分支——在推动微芯片植入这一热潮，将NFC芯片植入到数千名瑞典人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据了解，数十年来，这种微芯片的长期用途是追踪动物和包裹。

数千名瑞典人进行了微芯片的植入

瑞典人的数字信心

在体内植入动物和包裹常用的微芯片，这个看起来有些疼的奇怪选择，为什么让瑞典人乐此不疲?人们提出的其中一个理论是，瑞典人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私人信息，这与瑞典现有的社会安全体系结构不无关系。

民间存在一种说法：“天真的瑞典人”一直傻傻地相信着他们的政府和瑞典的国家体系，这其实有些言过其实——甚至瑞典外交部也提到这一点。彼得森则指出，即便这种“天真”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也肯定不能代表全部的事实。更令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是，在瑞典，人们对于所有数字技术相关的东西都具有强大的信心。瑞典人深信，技术强大的发展潜力及其为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

过去20多年以来，瑞典政府大力投入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已见成效。如今，瑞典经济大量依靠数字出口、数字服务和数字技术创新。而且，瑞典已经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数字产品制造和出口国家。在瑞典创建的著名跨国企业包括Skype网络电话和Spotify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等。

对数字技术及其潜在发展所持有的信心极大地影响了瑞典的文化。超人类主义运动正是基于此而发展开来。事实上，瑞典在超人类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全球性的超人类主义基金会“Humanity+”正是由来自瑞典的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在1998年联合创立的。自那以后，很多瑞典人都相信，他们应该要致力于提升和改善自己的身体。

因此，彼得森指出，当全球震惊于数千名瑞典人接受了微芯片植入的同时，科研人员应该利用此次机会，深入研究瑞典深入人心的数字文化。毕竟，这次微芯片事件只是瑞典人特殊的技术信仰所产生的一次社会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