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直播卫星启动，催生一个万亿的产业，鑫诺二号遭遇挫折，可以看作是产前阵痛，中星九号蓄势待发，老一代广电人50年的期盼是指日可待的。 

但是直播星的成败，乃至我国卫星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大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一环是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植。因此我们读者都非常关心广电总局的科技产业政策走向。

今年初，广电总局确定的科技工作的基调是数字化，而9月份，本刊记者注意到，国务院办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做出部署。

时值年底，关于卫星广播电视在广电数字化和村村通工程中的政策导向，乃至今后卫星产业发展思路等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广电科技司副司长王联先生。

《卫星与网络》杂志是目前唯一一个部级(信息产业部)主管的科技杂志，讲的是卫星的应用。另外，航天、国防科工委评价它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平台。

一菁：今年初张海涛在CCBN上主题发言中指出，数字化是今年广电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终将近，能否请王司回顾和总结一下广电数字化的进展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王联：广电数字化是从2002年底开始启动。当时，广电总局确定了数字化的整体发展思路，计划建立四个平台。这四个平台分别是：节目集成平台、传输平台、有线网平台和监管平台。从2003年开始，启动有线数字化。期间探索过了多种数字化转换的模式，其中，青岛模式取得成功后，广电总局确定在全国推广普及，首批选定了50个试点城市，推动整体转换。今年将完成数字有线上千万的目标。从明年开始实施，把无线电视作为重点，做好公益覆盖，解决农村挺好广播看好电视的问题。

大家关心的卫星应用问题，不管是数字化还是村村通，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有线到无线，从无线到卫星，直播星的应用这是一个过程。估计实现的实际时间要比时间表上的要慢。现在我们关心和担心的已经不是数字化城市的发展，而是数字化的应用。

一菁：广电总局关心的数字化应用，主要在哪些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或下一步的工作推动？？

王联：数字化应用，从直观上来说就是内容，而内容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因此对广电数字和的应用，关键是体现以人为本，探索一条新的服务模式，把内容的制作投放各个环节的产业链理顺。其中的科技只是其中的载体，但是在具体有涉及通信技术、采编制作播放相关设备的制造、技术标准等是系列问题。在这方面，广电总局和也在和科技部等进一步的沟通，比如向下一代网络的演进寻找模式，提高服务质量，找出一条可行的路来。这些都将体现在正在制定“十一五”计划中。

一菁：提一个热点问题，比如说IPTV，广电和电信之间的融合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其实我们的《卫星与网络》杂志的主办单位是信息产业部，但是我们的内容和读者群有一大半是在广电行业。因此我们特别希望王联司长谈谈广电总局怎么看由IPTV引起的这个融合趋势。

王联：从技术上看，广电与电信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最终大家都会融合在一起。并且这种融合对广电来说，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但业务上的融合，可能要长远和艰巨得多。

一菁：现在我们看到广电总局把数字化的重点放在有线上，一段时期以来，似乎卫星应用不怎么得到重视，是否广电总局会在卫星应用上有所动作？

王联：其实卫星广播电视在我国的发展还是很好的。广电总局一致也很重视。况且，从适合中国发展需要来看，卫星的覆盖是最低成本，最高收益。

一菁：大家都很关心我国的正在启动的直播星项目，广电对直播星的定位是什么？129号令的进展如何？

王联：广电总局正在按照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和我们实际发展的需要。组织修改《129号令》但还没有修订完。关于直播星的定位问题，当务之急是通过直播卫星先解决“村村通”问题，在这方面，直播星的技术特点是“低成本，高覆盖”，或者从它的相对覆盖范围来讲，要比任何其他方式要低。而这种广覆盖的效果恰恰是解决“村村通”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村村通计划中，将使用直播星的四个转发器，加载47套电视、广播节目，对全国所有的地区进行覆盖。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用直播星一下子就可以收到四五十套高质量的电视节目的服务，其政治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从产业发展上看，还可对非法的境外卫星的一个有力回击。因此我看直播星的应用前景，还是很有希望的！

一菁：您曾经说过现在在移动网络上试验的多媒体的标准并不适应中国市场，应该选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作为中国的一个标准，那为什么要选CMMB？

王联：这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它经济适用性上。中国的国土面积是韩国的几十倍，S-DMB在韩国试用。应该说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我们算下来，如果用卫星的方式来覆盖，中国再加上用CMMB的这种传输体制，完成全国的无缝覆盖，所需要的投资规模大概要230-240个亿左右。这个规模意味着我已经能够做到100%的国土和城市阴影区的完全无缝覆盖。如果用地面的方式的话，要做到100%的国土覆盖的话，要大于890多亿。从投资规模上看选择CMMB，这是第一点。

第二，它的技术适应性。首先我想说，CMMB标准，在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因为我们采用了当前最新的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成果，并结合了广播电视这个应用环境的需求，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技术体制。

第三，从可行性上。如果用地面的方案，不论是DVB-H，还是T-DMB，MediaFLO，都是工作在传统的广播电视频段上，也就是UFL和VFL的频段。在这些频段里，应该说我们面临的更大的压力是如何解决公益覆盖问题。我们首先要完成国家的地面数字化目标，实现从地面模拟向数字的转换，现在规划起来，至少要用10年的时间。而移动多媒体广播是从市场化的，不是公益覆盖的任务。

一菁：为什么广电总局要用STiMi作为中国移动广播的标准。

王联：国家对自主创新是一个战略，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写的关于自主创新的言论。我觉得我很认同他的这个提法。他说70年代末，中央提出来“改革开放”四个字，带来了中国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今天，中央又提出了“自主创新”四个字，会带来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持续提高和发展，也会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带来巨大的发展。我很认同他这个提法，所以采用自主，通过自主创新满足自身需要。推动技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广电总局是坚定不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STiMi作为中国移动广播的标准。

一菁：广电总局推行的产业链的构成、融合的产业政策，有没有发挥实际作用？

王联：广电提出来移动多媒体广播和电信合并来推进，在去年已开始定为这个项目时就已经讲了这是一个三网融合的项目。就是我们的网络实际不仅要依靠广播网作全球的覆盖，更要依托电信网回传来管理所有这种服务。网络上是互相依托的，因为从技术上将国际上早就有定论了，依靠电信网作手机电视是既不经济又不可行的办法。而且用电信网都去点播电视的话网络一下就堵塞了，没法用。包括3G，带宽相对比较宽的也不行，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促进的过程。我们在这上面上也有实质上的部署。传统的运营商和制造商全在里面，广电的企业反而倒是和少，都是传统的电信企业。还有一点，将来运营可能也是广电总局现在的规划也会和电信企业共同组建一个公司，推进这一建设，特别是城市补点的网络，也是可以依托点新的这种电信接入天线。雨点新的融合，广电从整体的规划到实施有一整套和他们比较深入的交流和推进，因该这样讲。

一菁：广电总局是怎么规划DMB-T、DAB这几块业务的？

王联：广电总局只确定了CMMB作为移动多媒体广播的标准，没有测试、评价过任何其他的方法和标准，而现在在北京、上海所作的试验，是数字声音广播的试验，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声音广播的数字化”是为了探索“声音广播的数字化”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通过DAB相对比较宽的贷款能够把综合业务放在上面，进而拉进“声音广播的数字化”的发展。因为在这之前，“声音广播的数字化”研究了很多年，一时找不到一个模式。比如DRB数字条幅广播的质量并没有很明显的超过调频，所以要做DAB.而移动多媒体广播只做了一个标准，只有STiMi这一标准，所以起他的标准我还没有见到，不好评价。

一菁：韩国的S播的是一些新业务，而地面短波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业务。实际是两家公司在运作这个还是一家公司在作？

王联：它不是一家，卫星是一家，是新业务也是传统的广播方式。当然内容是针对手机电视来做的，这确实是。而地面的那个是传统的有一半是传统广播的电视运营商，还有一半是原来不是做广播电视的也参与进来了。TDMD是完全不收费的，自由发展的。经过这一年多的发展，用户是140多万，手机用户只占36%，车载用户占32%，USB模块用户占21%，其他的占11%。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手机用户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他的是非手机用户。所以，这个比例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为什么受它是移动多媒体广播。为什么说要采取这样一种体制来做，韩国存在的问题是国土小，它地面卫星覆盖都没有问题，而且卫星覆盖成本还高一点，因为它的国土太小了。 但中国的国土面积是韩国的几十倍，所以用地面覆盖的成本根卫星就调过来了。而广电做到一体，受用户的钱就要提供完整的服务。越是移动用户，在人少的地方越需要覆盖。

一菁：AVS的发展对整个CMMB直播星在压缩版这块推进的速度较慢，也影响了CMMB。AVS就是一个产业联盟，它不向国外，国外可能使一些领头的企业带动，推进的速度比较快，产业化的能力也高。CMMB变成产业化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