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变动与能源相关，此前一周内，由于对前总理特恩布尔的能源政策存在异议，澳大利亚执政党自由党内上演了一出“逼宫”大戏。前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以及莫里森相继挑战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的党魁之位，最终权力易位，特恩布尔黯然下台。
此时，距离明年5月份的联邦大选只有9个月。自由党内祸起萧墙、不惜相互攻伐，矛盾皆集中在特恩布尔的能源政策上。作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前总理特恩布尔在8月20日已宣布放弃国家能源保障计划(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下称NEG)中减排26%的目标。至此，他曾极力推崇的能源转型政策尚未进入立法程序便迅速夭折。
当然，这场“宫廷内斗”影响的不仅仅是几位政客的仕途，还有十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澳大利亚的能源政策。新总理莫里森上台后，能源系统转型是否还会继续，内外能源政策是否会有调整，都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电价飙升引发内斗
从承载外界希望的“开放派”到一周之内滑向权力边缘，特恩布尔的仕途之路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而致使他落败的正是一年前被政府保守派成员视为能终结“气候与能源之战”的国家能源保障计划(NEG)。
2017年10月，特恩布尔政府发布了2020年后的能源政策概要，其核心内容是以实现能源可负担、可靠性、可持续三项目标为主的国家能源保障计划(NEG)。该计划旨在通过放开能源市场、鼓励多种能源竞争以降低居民电价、保障国家电力安全、完成减排任务。根据计划，澳大利亚政府将在2019年开始实施可靠性保证，2020年实施减排保证。
NEG甫一提出，立即获得了包括政府反对派成员在内的一致支持。一来，实现能源可负担剑指高昂的居民用电价格;二来，实现能源可靠性旨在确立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三来，完成可持续目标是践行政府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前两项目标缓解了澳大利亚国内长期郁积的能源政策痼疾，后者则意在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改善国家形象。
但好景不长，NEG中各项举措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
按照政府规划，为完成26%的减排目标，澳大利亚至少需要在2020-2030年间新建4.8GW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并在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28%-36%。而根据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发布的《澳大利亚能源统计年鉴2017》，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仅为14.8%，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发电占比高达85.2%。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政府必须在接下来十年间，尽可能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投入以完成减碳任务。
图一 2015-2016年度澳大利亚各能源类型发电量及占比
(来源：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
不过，这项看似顺应时势、利在长远的能源转型举措却与NEG中另外两项目标相抵牾，首当其冲的是能源可靠性。
特恩布尔政府所提出的这一目标被视为是对当下澳大利亚电力供应不稳定的直接回应，毕竟在刚刚过去的二月份，悉尼市民曾在47.3℃的高温中经历了大范围停电，更不用说2016年南澳大停电事件所带来的压力。电力安全俨然已经成为悬在执政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个人均GDP位居世界第十、资源禀赋丰厚的发达国家却常常面临供电危机，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在澳大利亚国内，人们纷纷将矛头直指可再生能源。在南澳大停电事件中，外界认为过度依赖可再生能源发电造成了极端天气条件下电力供应短缺。彼时，南澳州有超过40%的能源来自风能与太阳能，是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最高的地区。
基于以上原因，NEG去除了所有旨在实现能源系统脱碳化的可见价格信号，其中就包含此前一直实行的新能源价格补贴以及对高排放发电企业的处罚。表面上来看，NEG旨在鼓励各种能源竞争，以确保电力供应稳定。但在当前的竞争格局下，可再生能源无疑处于劣势地位。
除了互相矛盾的可持续、可靠性目标外，能源可负担也加重了NEG实施的难度。
根据特恩布尔政府的预测，NEG可使每户家庭每年节省约110-115澳元的用电开销。不过，这一未经论证的经济模型并未获得外界认可。要知道，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报告，近十年以来，电力价格指数已飙升106%，远高于同期CPI。其中，南澳州47.8分/Kwh的电价更是高居全球度电税后价格第三，仅次于丹麦、德国。只涨不跌的电价不仅是澳大利亚居民心中之痛，也是历届执政者的阿喀琉斯之踵。
图二 澳大利亚电价变化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图三 2018年国际度电价格排行榜
(来源：澳大利亚市场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
澳大利亚居高不下的电价有其历史原因，特恩布尔寄希望于通过NEG一劳永逸解决显然很难实现。他要求电力零售商既要根据能源安全要求采购充足电力，也要维持特定的碳排放标准，还要适度降低电价。这种含混不清、相互矛盾的执行规划使得NEG只能沦为纸面文章，而缺少现实操作性。
果不其然。按照原定计划，能源安全委员会(ESB)将会在今年5月和6月审议NEG草案，并在7月发布最终设计方案。如果获得政府委员会批准，8月份将开始相应的立法和规则制定。但在8月10日进行的能源会议上，NEG未获得多数支持。以阿伯特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NEG将会加重居民用电成本，进而阻碍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展。能源政策路线的争议最终转嫁为政治危机，即便特恩布尔临阵放弃减排目标，也未能挽回败局。
气候与能源之争，尚未终结
8月26日，新任总理莫里森公布新任内阁成员。令外界意外的是，环境和能源部(Environment and Energy Department)被一分为二，泰勒(AngusTaylor)就任能源部长，这被视为莫里森政府能源政策变化的信号。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国内都存在着“气候与能源之争”。即便其自身近年来频繁遭受着干旱、森林火灾、海平面上升、大堡礁白化等生态冲击，以前总理阿伯特为代表的部分政客还是否认全球变暖的存在，更遑论通过减排措施改善气候现状。
2015年12月，195国代表签署全球第一个气候条约《巴黎协定》。此后一年间，各签约国大都迅速批准加入，而澳大利亚直到一年后的11月8日才向联合国递交批准书，成为第140个成员国。
不过，加入《巴黎协定》并没有终止国内在气候政策与能源路线上的争议，反而加剧了二者的冲突。
2016年3月，特恩布尔提出设立10亿澳元的清洁能源创新基金，为发展清洁能源项目提供债券和股权融资。2016年12月，特恩布尔政府决定从明年开始关闭燃煤发电站。
而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澳大利亚2017年完成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47%，位居全球第六。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低碳、减排方向前进。
图四 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排行榜
(来源：联合国环境署)
就在特恩布尔大刀阔斧推行能源转型之际，2016年9月28日，南澳州发生全州停电事件。南澳居民在经历了50小时黑暗后，反对派趁机将矛头直指风电机组，即便事后调查显示燃煤电厂老化及失败的预警调度制度更应该承担责任。
此后，保障稳定的电力供应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减排目标再次让位于能源安全。直至去年，特恩布尔政府希望通过NEG实现能源政策与气候目标之间的妥协。然而，终究未能如愿。
8月27日，新任能源部长奥格斯·泰勒就能源政策展开会谈。各方莫衷一是，有议员主张政府必须支持燃煤电厂建设以增加电力供应，有人认为降低电价才是重中之重，亦有人呼吁政府遵守减排承诺，继续发展可再生能源。
能源与气候之争何时终结，仍是未知数。
迷雾下中澳能源合作存在变数
8月27日，国家电网董事长舒印彪在北京会见了澳大利亚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就即将投运的北领地输气管线项目进行磋商。而在两年前，国网与长江基建联合收购新南威尔士电力供应商澳大利亚电力公司却中途折戟。
阻止这笔交易的正是现任总理莫里森，彼时在国库部长任上的他以未详细说明的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这起跨国并购。两年后，同样的理由被用在中国企业华为身上，一个已经在澳大利亚发展了15年的企业，被禁止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这也被外界视为新政府传递出的强硬信号。
独占一块大陆的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其煤炭储量位居全球第四，天然气储量位居第十一，还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资源。
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澳之间在能源贸易、投资领域合作频繁。根据澳大利亚工业、创新和科学部数据，2016-2017年度澳大利亚29%的LNG出口中国，仅次于在当下中美贸易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中澳能源合作无疑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
图五 2016-2017年度澳大利亚LNG主要出口地
来源：澳大利亚工业、创新和科学部
但同期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能源投资却在下降。受困于愈加严格的监管审核与准入壁垒，澳洲的中企投资热正在下降。根据KPMG联合悉尼大学发布的《揭秘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2017》，去年中资企业在澳油气、可再生能源投资分别为1.84亿澳元、1.24亿澳元，同比下降84%、64%，是除基建外投资下滑最快的领域。
图六 2017年中国在澳投资
(来源：KPMGAustralia)
莫里森走马上任后，其能源政策会否影响到中澳能源关系尚未可知。不过，仅从其一周内的表现来看，对华强硬、现实主义似乎更符合其执政风格。
当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LNG、铁矿石等能源资源的最大买家。在中澳贸易中，其也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与中国交恶，对其并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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