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

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阐释——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这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战略取向——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结合点。

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重申，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迎接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从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到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从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到积极稳定对外贸易，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到增加民生保障有效供给，一系列新思路新决策，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新动力。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为2015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方面全面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

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党的十八大三中和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了新常态时期，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而深化改革的主要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官、依法行政，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地方政府是依法治官、依法行政的具体对象。

而市长，作为城市的主要负责人，将主要承担新常态下，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落实和贯彻依法治官、依法行政的职责。这需要有更适应的的城市治理的理论来支持。

广义智慧城市

广义智慧城市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智慧城市论坛主席成思危2010年提出的治市之道，是中国智慧城市论坛、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倡导和推广的城市治理的模式。

2011年，成思危提出广义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为，“怎样智慧地管理与发展好城市”。广义智慧城市的四个原则为，“以人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和以资本为后盾”。

2012年，成思危提出广义智慧城市的指导方针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突出重点、讲求实效

2013年，成思危提出广义智慧城市的八个重要内容是，善治政府、和谐社区、精明增长、绿色经济、智能交通、多彩文化、终身学习和全民保健。

2014年，成思危深刻阐述了广义智慧城市和新型城市化的关系。

广义智慧城市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5年的时间的调研、研究，逐渐完善的。

广义智慧城市理论是符合市长的城市治理的视野的，对城市的人、地、资本和信息技术全局管理，对城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系统的优化利用。

广义智慧城市理论支持了新常态时期的城市治理。广义智慧城市的四个原则全面阐述了以人为本、土地不摊大饼、发挥信息技术的先导作用和城市资本运作，广义智慧城市的八个主要建设项目的第一个就是善治政府，而善治政府的核心是依法治官，依法行政，这和我国当前的依法治国的主要工作是保持一致的。同时八大主要项目也是民众最期待的城市全面深化改革的远景。

广义智慧城市理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有助于建设我国特色的智慧城市。纵观国外智慧城市建设内容，不外乎或者是城市规划、或者是生态低碳、或者是城市信息化、智能化的建设，但都属于局限的、片面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城市的实际需求是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官，这在国外，鲜有案例。另外国外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和我国相比显著不同，国外城市已经具有良好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市治理能力，仅仅需要某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就很容易智慧起来，而我国呢，还大多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形成完善的、精细的城市治理体系。还有国内外的城市居民（包括管理者）的素质水平和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别，盲目照搬国外的建设模式，无疑无法建设好我们的城市。而广义智慧城市强调的是从法治、管理制度、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支撑全面地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广义智慧城市和我国当前的智慧城市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