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混乱不堪的货币史

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货币自诞生以来，贯穿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它不仅涉及了金融和经济，更横跨了哲学、数学、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细分学科，不夸张地讲，整个货币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缩影。

随着全球经济的剧变、以及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诞生，当下的全球货币，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正所谓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预测未来，在对货币的发展进行展望时，我们有必要对其过去的历史进行一个梳理与总结，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目前网络上和行业内对货币历史的代际划分版本颇多，但或是因为考虑不周、或者因为别有用心(例如有些介绍者是想向读者推销自己的虚拟币)。很多货币历史阶段的划分深究起来，逻辑都十分混乱(见下表)，这使得我们难以根据货币的发展历史，对其未来进行一个准确的预判。

鉴于这一点，笔者受区块链技术与去中心化思维的启发，撰写了这份报告。力图在原有的货币发展历史成果上，引入新的维度以及新的评判标准，从而摆脱传统货币史观的束缚，还原一个脉络更为清晰的货币发展轨迹。同时，基于这个新的货币历史，对未来货币的发展趋势做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分析与展望。

总体来看，报告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在去中心化思维的影响下，对人类货币历史的回顾，即《货币王朝周期律》;而下部分则是在全球经济转型、同时以区块链为代表的计算机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处于关键节点的世界货币走向的一个预判，即《区块链货币崛起?》。本文即为上部分。

1、穿过前端看后端：货币的意义在于其背后的资产

正如前面所言，目前业内对货币历史阶段划分的版本颇多，从笔者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官方与民间的分类加起来林林总总有十多种，在这其中，与其他分类相比，作为大学本科教材的《货币银行学》的划分版本，相对来说最有权威性和知名度。也就是“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代用货币(纸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五个阶段。

作为专业教材，《货币银行学》的这一分类方式广为诸多从业人士所知。但是严格来讲，它实际上也并非无懈可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试图确定一张美元纸币所处的发展阶段时，就会发现：这张纸钞既是代用货币，也是信用货币;而现在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所使用的电子人民币，则既是电子货币，又是信用货币……

事实上，如果仔细梳理下来，我们便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世界上不存在完全处于“信用阶段”的货币——因为“信用”是用来给货币进行价值背书的隐形资产，至于实物、金属、以及纸钞、电子，则属于货币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只要是货币，就一定会兼具“背书资产”和“外在形态”两方面的特征。这二者之间类似于计算机程序后端架构和前端界面的关系，不能直接并列在一起，正如Linux、C++等计算机语言无法跟微信、支付宝等软件程序相提并论一样。

由此可见，在进行货币历史研究的时候，一个更为合适的做法是：参考计算机行业经常会把“前端应用”和“后端架构”分开进行分类的经验，按照“前端表现形态”和“后端背书资产”两个层次，把货币的历史做一个分层的代际划分，只有这样，才能将看上去难以总结的货币发展历史，梳理得更加脉络清晰和逻辑自洽。比如说：如果我们把“信用货币”一环从《货币银行学》的“五阶段”中剔除掉，将其变成“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代用货币(纸币)→电子货币”，看上去就会显得更有条理，因为这几个阶段，它所描述的都是货币的外在形态。

货币的发展历史，可以按照”前端形态“和”后端资产“双层进行划分，其中前端形态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轻便友善

但是，严格来讲，目前这种比较流行的、根据“前端表现形态”来对货币进行分类的方式，在货币研究方面，所起到的意义其实比较有限。因为货币的表现形态一定是朝着对用户越来越友善的趋势在发展，至于用户究竟偏好用哪种形态进行支付，一方面很难具体预测(例如前几年不少国家还发行了“塑料货币”)，另一方面，货币的外在形态对于金融市场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譬如中国虽然普及了电子移动支付，但其作用主要是提高了社会的运转效率，而并未改变各类金融标的的走向与格局。

由此来看，当我们针对货币历史进行研究时，更多的时候，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了解货币真正的价值所在——也就是为其进行信用背书的后端资产。

2、被遗忘的乌托邦：天生去中心化的古代金属货币

事实上，如果按照“后端背书资产”来划分，我们所熟悉的“货币发展史”，将会以一个全新的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具体来说：随着近年来“去中心化”一词的出现与流行，过去看似杂乱的货币背书资产，现在有了一个可以进行清晰分类的纬度——也就是根据是否“中心化”，可以被大致分为“去中心化的背书资产”和“中心化的背书资产”。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由于技术原因，早期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出现特别强集权的政体，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彼此之间的价值流转，都是通过基于去中心化资产的货币来进行的。最初的时候，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同，“货币”彼此间的外在形态差异很大。包括石头、贝壳、兽骨等物资，都曾作为货币在不同的地区流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形态迥异的交换介质，殊途同归地都变成了金属，准确地讲，是贵金属与普通金属联合熔铸而成的金属货币，这种颇为巧妙的“心有灵犀”，具体来看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去中心化资产的价值通常会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而并非取决于某一个中心化机构的评价。而贵金属由于储量稀少、外观璀璨、易于切割、不易生锈、无毒无害等特征，其本身的价值得到了古今各国不约而同的认可，不会因为哪个中心化机构的政令变更而受到任何影响，很多人家里的金属钱币，在王朝更迭、币制修改之后，重新铸造成新币还继续能用，因为新的统治者同样认可金属货币。

图：古代埃及、罗马、突厥等国彼此之间虽罕有交流，但却不约而同地将黄金视作珍贵之物、以及货币发行的锚定资产。

●其次，去中心化资产的分布要相对分散，不能由一个中心化的机构来控制并分发。而金属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则正是如此。与很多人的认知相悖，即便是在集权的古代王国，铸币权也并不全都集中在中央手里，而是由央地各级政府(甚至包括一些大型私人机构)来共同完成，换句话说，铸币权是分散在众多团体手里的。例如古希腊当年几乎每个城邦都有自己铸造的货币，而中世纪德国各封建领主的铸币机构更是达到了600多所。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1)古代矿业技术不够发达，金属矿的勘探开采有较大的偶然成分，中央政府由于通信条件所限，对当地情况往往不够熟悉，鞭长莫及，因此贵金属矿的发现者很多时候都是当地政府和民众。

2)此外，即便是中央政府强行想要集中铸币权，也需要把贵金属矿在开采之后运到政治中心，统一完成铸造工作后，然后将货币发放到各地。而其中长途运输所需的人力和安保成本非常之高。回顾历史，各国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做大，也曾经数度尝试收回铸币权，但随即又因为上述因素，不得已再将铸币权重新下放了回去。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金属货币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去中心化资产的货币。虽然古代没有特别精准的货币经济学，但由于挖到贵金属矿本身并不是大概率的事件，外加金属币的批量铸造和冶炼也需要时间，所以总体来看，除了胡乱修改币制、或是大规模地掺假(比如往金银锭里掺入铜铁)这类急速转向中心化的事件之外，金属币在市面上的释放速度一般都比较慢，总体符合当时的经济增长情况。因此，尽管存在一定缺陷，但在数千年的漫长时期里，金属货币还是基本满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直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化货币出现，其发展的轨迹才被彻底改变。

3、交子的二重面相：中心化信用本位的潘多拉魔盒

在刚才的表述中，我们已经总结出了基于去中心化资产的货币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价值认同的去中心化;二是分发与增发的去中心化。而与之相对的中心化货币则完全相反：一方面，其价值多由国家政权这样的中心化机构赋予，另一方面，其分发也是由中心化的机构来完成。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以机构信用为背书资产的纸币，而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正是出现在北宋的交子。

在遵循传统史观的资料中，北宋交子作为纸币先驱，其以下几个特点经常会被突出描述：诸如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等。但这些资料没有谈及的一点是：北宋交子实际上还开启了“准备金”制度，也就是以一定量的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以作为交子的锚定资产，准备金率则是28%。从这点上来看，交子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以金属货币为锚的、兼具金属货币“去中心化”和国家机构“中心化”双重特点的、偏中心化的货币。

然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交子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心化货币——尽管从名义上讲，交子的发行需要预留28%的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但在实际操作中，发币机构是否严格按照这一准备金率发行了货币、甚至是发币机构有没有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都因为缺乏监督而无人知晓。这样一来，交子背后的真正背书资产，其实就是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而与金属资产没有太大关系。由此来看，交子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款纸币，而且还是第一款信用货币。

但是，关于交子的这一个特点，传统主流史料一般很少会主动提及，这主要是因为在货币发行这件事上，北宋的国家信用表现相当糟糕。由于战事频繁、生活奢靡，彼时宋朝央地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很大，为了弥补赤字，交子的发行者经常会动用印钞机，在没有足额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印钞，由此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恶性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北宋后期全社会劳动积极性大幅下挫，经济也随之残破不堪，史学界有一个“交子胀破了北宋王朝”的说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尽管当代史观通常都会对“交子”给予比较正面的评价，但实际上，在交子诞生之后的数百年内，人们其实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特别正面的事物来看待，因为这种纸币背后的背书资产——也就是高度中心化的国家信用，由于缺乏来自各方的监督，在当时看来是非常不可靠的。纵观北宋之后的各个朝代——南宋、元、明，只要发行纸币，大多数时候都会引发恶性通胀。对上层来说，他们虽然对纸币心生畏惧，但却经常又不得不饮鸩止渴。因此，在清朝立国后，政府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干脆就对币制进行了一刀切——不发纸币。由此在今后数百年的时间里，将中国的货币完全锚定在贵金属这种去中心化的资产之上。

4、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融合：当贵金属遇到主权信用

从上面金属货币和纸质货币的例子我们其实不难看出一件事情：如果说货币的前端外在形态是沿着“金属→纸质/塑料→电子”这类逐渐便利化的逻辑前行，那么它后端背书资产的发展趋势，则是一个不断轮回的循环：“去中心化→中心化→去中心化→中心化……”在这其中，去中心化资产多属于公信力强、但发行不可控的金属货币，而中心化资产则主要为公信力弱、但发行可控的信用货币。

对于发币机构来说，在这一时期，他们最为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发行一款兼具金属货币与信用货币优点的产品——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公信力、能够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认可;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控性，也就是既能通过准备金制度激发经济活力，又不会因为监督缺位而出现滥发滥印的情况。正如上文所述，宋、元、明等朝代都曾对此进行过尝试，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上述朝代都是极为中心化的集权政体，当政府兼具发币的职能时，就注定了其发行的信用货币是一款缺乏监管的资产，最终也必将走向恶性通胀。

由此可见，一个能够兼具“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特点的货币，其发行者必须要能够受到来自多方的监管与制约，以确保其货币的背后确实有相应数量的准备金作为保障。这就要求发币机构所处社会格局的权力分布要相对去中心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集权王朝，并不具备发行这类货币的基础条件。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世界历史上第一款能够维持经济长期正常运行的信用货币，严格来讲并非北宋交子，而是17世纪末期出现的英镑。

具体来看，1694年，为了持续进行与法国的战争，国库空虚的英国皇室开始想方设法向伦敦城里的富人和贵族借钱。最终双方约定：伦敦城的富豪们出资成立股份制的英格兰银行，为英国政府专门提供持续的贷款。和所有的战时货币一样，英格兰银行当时也发行了纸币“英镑”。与“交子”类似，英镑采取以“贵金属本位”为主的准备金制，亦即“金本位制”。

但是，和“交子”不同的是，与决策高度中心化的中国古代王朝相比，17世纪的英国权力相对去中心化，无论是作为中央政府领导者的王室、还是各地的有产阶级，都有相当的经济甚至是军事实力，更何况英格兰银行还是一个由众多富豪组成的股份制银行，所以，无论是银行内部的股东成员、还是外部的政府与财团，英镑的货币乘数都是面临着相对严格的监督。

总体来说，英镑后端的背书资产，实际上既有中心化的一方面，也就是银行管理层拥有的货币政策决策权，亦有着去中心化的一方面，也就是其发行要基于贵金属，同时准备金率要面临着来自政府和领主的监督。可以说是真正地做到了将货币背书资产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融于一体，自此，以英镑为先导，全球货币背书资产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程度越来越温和，更多的是一个两者兼具的情形，也就是“偏中心化”和“偏去中心化”。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金本位制度对于英国经济与物价的稳定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从1664年到1914年的250年间，虽然英国出现了大幅促进生产力的工业革命、且爆发了多轮对外战争，不过，由于黄金储备量的提升和英格兰银行的调节，全社会物价在250年间始终维持着平稳中略有下降的趋势，总体来说起到了比较不错的成效，因此在这期间，其币制也引发了不少西方国家的效仿。尽管各国货币所锚定的贵金属资产各不相同，例如“金本位”、“银本位”，以及金银皆有的“复本位”，但其货币发行的根本逻辑，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

5、无尽的历史循环：偏中心化与偏去中心化的轮回

在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制度诞生后的数百年间，全球各国货币的背书资产根据各国国情、外部局势、生产能力的差异与变化，出现了多次调整，但从总体上讲，并没有脱离“偏中心化-偏去中心化”的二元格局：

◆每当商品的流通情况因故骤然超出了基于贵金属的货币所能承载的水平，例如战争爆发、经济飞速发展、贵金属储量不足时，货币发行者便会将货币与贵金属脱钩，转而以中心化的国家信用作为货币价值的背书，从而可以更加自由地投放或回笼货币;

◆每当战事结束、或是经济渐趋平稳时，当局出于物价稳定、国际贸易等方面的考虑，便会将货币的背书资产调回为去中心化的贵金属。

简而言之，“偏中心化的机构信用-偏去中心化的贵金属本位”这条不断循环的主线，构成了现代货币历史的最主要发展脉络，除此之外的其他细节问题，相比之下都显得相对次要。其中包括：

●贵金属本位的几个类别：金本位、银本位、铜本位、复本位谁更合理;

●金本位的三个路线：金币本位、金块本位、金兑汇本位的替代关系;

●“英镑霸权→英美双锚→美元霸权”的贸易结算主导地位变化;

●引发贵金属资产流动的国际政治、商业及金融事件。

可以这样讲：对于一个货币研究者来说，如果在货币信用背书资产走向的研究上，过于纠缠上面的那些细节，很有可能会在判断大趋势的时候受到干扰，最终得出不够准确的结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由于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其意义被很多人放大，认为中心化的主权信用将会成为货币永恒的背书资产，而信用货币也不可能再出现任何的挑战者。这使得他们不信任除却主权信用之外的其他任何背书资产，最终低估了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去中心化通证。

但事实上，如果按照“偏中心化机构信用-偏去中心化贵金属本位”的二元循环理论来看，70年代黄金的非货币化，不过是货币发展历史中的背书资产的一次正常调整——要知道法币与贵金属在全球范围内的脱钩，仅20世纪就出现了3次，虽然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在当时尚属头一回，但从原理上来说，这件事情与之前任何一次货币资产“偏去中心化→偏中心化”的转向，并无实质上的不同。

同样的理念，放到现在依然适用。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增速趋于平缓，外加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越来越中心化，当代货币的信用资产，正在又一次呈现出“转向”的趋势，也就是从基于美联储信用的“偏中心化”，逐渐倒向基于其他去中心化资产的“偏去中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十几年间，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去美元化”的尝试和想法不断涌现，这其中包括：

■欧盟成员国联合发行欧元，力图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的、由欧洲各国进行“去中心化共同治理”的货币支付体系，而成员国也不断扩张，从最初的12个，扩充到了现在的19个。

■越来越多的政商要人正在探讨重返“贵金属本位”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任职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而美国犹他州更是于几年前通过“金银币法案”，正式确立金银币为该州的法定货币。

■包括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在内的产油国正在探索摆脱“美元依赖”的方法，寻求新的石油结算工具，其中委内瑞拉今年已经发布了基于区块链的国家数字货币“石油币”。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现有的“去中心化资产”，就会发现，他们中有不少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

▲基于多国去中心化治理的欧元，固然使得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美元主导的支付体系，但欧元的发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盟独特的历史，其经验很难为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亚太)所复制。况且一个由欧洲人发行的货币，尽管其管理较美元更加去中心化，但本质上仍然是优先考虑欧洲成员国的利益，其他地区的国家只能亦步亦趋，没有主动权。

▲基于金兑汇本位的贵金属货币，其背后的资产——也就是金银的储量年增速已经长时间低于世界GDP增速，很难再满足世界商品流通的需求，更何况随矿产勘采、长途运输技术的进步，如今的黄金采掘与冶炼业务已经集中到了数家矿业大财团的手里，这样一来，即便是贵金属本位复辟，也难以重现原有的去中心化金属货币格局。

由此可见，虽然目前全球货币的信用资产已经呈现出“去中心化”的倾向，但以什么样的“去中心化资产”作为货币的价值锚定，也是一个需要仔细审视的问题。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去中心化的政治议会(欧元)，还是贵金属本位(金银币)，都难称是当下合理的选项，而相比之下，基于去中心化开源社区的区块链资产，则是比前两者更为适合的选择。那么，区块链将会和货币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呢?它是否真的有能力对现有的偏中心化货币造成影响呢?在下一期文章中，我们将主要就这一问题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