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费放开后，虚拟运营商和运营商的价格谈判机制会更灵活，基础运营商、虚拟运营商都有更多的自主权，根据市场进行定价。” ]

经过近20年市场化改革，电信价格最后一抹“政府”色彩也成为了过去。

国务院令第653号近日发布，在《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明确对21部行政法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下称《电信条例》）的修改包括7处，5处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相关。法规修改后，上述两个词汇在电信条例中已彻底消失。

1995年，我国电信行业确立了“政府定价”原则，后历经改革，从“政府定价”到“政府指导价”，再到“市场调节价”与二者的长期并存，最后确立了“市场调节价”原则。

实际上，今年5月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已联合发文确定了“所有电信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原则，法规修改滞后于监管部门的公告，导致3个月内电信资费监管处于政策与法规抵触的灰色地带。

“只有调整电信条例，工信部、发改委的政策才能实施，可以说这是倒逼法规的出台。”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半市场化”终结

根据资深电信人士宁宇回忆，原邮电部最早是电信资费的定价主体。政府部门确定电信价格后，不允许涨价或者降价。对此，曾不止一次下发文件，对未严格执行价格政策的省和单位进行批评。

1995年1月，原邮电部《邮电资费管理具体实施办法》依然确认，除政府价格部门以外，其他单位文件均不能作为邮电资费执行的依据。1996年，电信新业务获得了一年试行定价权，但一年后仍由政府最终确定价格。

从完全“政府定价”到“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共存的时间节点是2000年。这一年，《电信条例》颁布实施，明确了电信资费中三种定价方式共存，信息产业部得到全国电信资费审批备案权。

“电信资费首先是由政府定价，然后由政府定价转化成政府指导价。再往后，政府‘管上不管下’，管涨价不管降价，再到现在完全放开市场定价。”飞象网总裁项立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际上，今年5月9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公告，明确“所有电信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电信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用户需求制定电信业务资费方案，自主确定具体资费结构、资费标准及计费方式”。

直到今年7月29日，国务院令第653号才正式批准修改《电信条例》。法规中三者共存的定价方式存在了近15年后废除。

付亮告诉记者，随着政府定价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政府部门对电信市场的监管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事前备案的监管方式，转变成事中、事后的监管方式。同时，由于监管方式变化，监管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反不正当竞争、垄断，很大一部分不由工信部管。”

《电信条例》修改以前，条例规定的“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也与电信企业的实际运作不相协调，“运营商成本很大部分是基础成本：电费、人员工资、运维费用、设备费用，不受每分钟电话、每条短信、每兆流量影响，所以也说不清每条短信、每兆流量成本多少钱。”付亮说。

付亮认为，虽然工信部对“实行市场调节价”有较为详细的事中、事后监管规定，不过在“历史套餐退出机制”监管上仍面临难题，“文件中明确‘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限制用户选择其指定的资费方案，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更改与用户约定的资费方案’，这表面保护用户利益，但不利于历史套餐的梳理。”

记者注意到，过去出现较多的“备案”、“批准”，在两部委公告中已修改为“告知”，新的《电信条例》中电信资费条款，也去掉了“批准”等词汇。无论现实或是法规，电信企业真正获得了“自主定价权”。

对电信影响在于长期

因为新《电信条例》只是从法规上对两部委公告的进一步确认，电信企业实际运营中已先于法规实施起“市场定价”，在项立刚看来，新条例短期对行业影响有限，但长期来看会带来新的机会和改变。

“由于运营商资费政策没有前置备案，周期可以明显缩短，发现竞争对手推出一个套餐，以前走完流程可能要一周，现在就可以及时推出应对套餐。”付亮说。

实际上，随着3G向4G的技术升级，流量也逐步成为电信运营商业务新的增长点。根据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近期资费政策及中期业绩报告，二者流量资费均在快速下调，同时流量使用量在以倍增方式上升。

“中国移动用户也才2000万，对7亿用户才3%，另外两家1%不到，今年下半年4G连续资费调整就会出现。”付亮说。

而随着虚拟运营商加入电信市场，竞争也将更加激烈。“虚拟运营商也成了自主定价主体。”工信部虚拟运营商研究中心顾问莫广卫告诉记者。

莫广卫认为，新《电信条例》从法律上赋予的定价权，给虚拟运营商提供了更多机会，激烈的价格战基础已经出现，“可以自己降价，做各种产业搭配的融合，不需要再做很多的报备。”

“资费放开后，虚拟运营商和运营商的价格谈判机制会更灵活，基础运营商、虚拟运营商都有更多的自主权，根据市场进行定价。”蜗牛移动高级市场总监刘启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启诚认为，虽然基础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的转售协议价格目前尚无变化，但未来在价格协议上有可能更加灵活，“双方能够根据市场变化，根据虚拟运营商能给基础运营商带来多大利益，灵活地谈一个批发价。原来资费价格要政府去批，有更多价格自主权以后，基础运营商可以更加灵活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