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5月虚拟运营业务商用至今，已经过去了1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年来，对于虚拟运营这一新生事物，无论获牌企业、基础运营商还是监管机构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批零倒挂”、号码资源匮乏等问题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然而，除了上述获牌企业反映集中、矛盾较为激烈的话题外，还有一些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这些问题或将影响到我国虚拟运营的未来走向和产业格局。

工信部开展移动转售业务试点是响应国家关于在金融、通信等行业引入多元化资本政策的举措，然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明确开展这项工作仅是为了引入竞争、打破垄断，还是为了促进整体通信业服务质量和竞争实力的提升？在推行该政策的过程中，对于三大运营商的表现又该如何考核？

如果只是为了引入竞争，那么包括工信部和基础运营商在内的各方对于虚拟运营商都应该无条件地给予支持，例如工信部在管制政策上予以倾斜，基础运营商则要适当牺牲自身利益；如果兼而考虑通信业整体发展以及三大基础运营商作为国有企业的基本利益，那么基础运营商就应该依照市场化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虚拟运营商与其他资源需求方，同时要考虑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过目前工信部并未对移动转售的定位和目的进行明确说明，由此引发了相关方的诸多不解和疑惑。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考核虚拟运营商的表现？根据计划，移动转售业务试点将于今年年底结束，届时工信部将依据各企业的具体表现决定是否发放正式牌照，然而至今仍没有明确规定对虚拟运营商的考核标准是什么。

问题二：如何彻底解决第三方机构的短信认证障碍？

互联互通存在障碍、认证短信无法接收是虚拟运营业务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金融和互联网业务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认证短信，然而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IT系统与虚拟运营系统对接缓慢，导致认证短信无法正常接收，影响到了用户体验和业务发展进度。

认证短信无法接收，固然存在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配合不够积极的问题，但是也与170号码的管理方式存在必然关系。众所周知，传统的移动号码都是三位数识别的，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等的IT系统默认的也是三位数识别，而现在的移动转售号码改为四位数识别，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需要修改自己IT系统的接口，存在一定的资源消耗。而且运营商需要为每一个170号段比如1708、1709分别进行测试，无疑加大了工作量。

要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政府可以尝试将虚拟运营号码改为三位数字识别，同时可从国家层面下发通知，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相关方予以配合。

问题三：实名制政策等能否一碗水端平？

按照规定，虚拟运营商在每个开展业务的城市只有用户开卡比例达到50%才会获得下一批码号资源。为获得更多码号资源，虚拟运营商并未坚持执行实名制政策，甚至在一些未达标地区，虚拟运营商及其渠道商通过养卡器、采用超低ARPU的套餐将卡号“养起来”，虽然号码激活了，但是不创造任何价值。

根据实名制政策规定，目前三大运营商新增用户基本已实现了实名制认证，并且对老用户的补登工作也在进行中。然而虚拟运营商对政策执行的不力，必然会破坏公平竞争的氛围，给行业日后发展留下隐患。

问题四：虚拟运营商如何掌握拥抱互联网的度？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几乎各行各业都在向互联网转型，虚拟运营商也不例外。然而如何将互联网与通信充分结合，恰如其分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度，大多数虚拟运营商做得并不理想。

目前互联网之风已经吹到通信行业，三大基础运营商也在学习互联网思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运营商的根基仍然是通信行业，多年来的产业发展过程中，通信业思维已经根植在运营商、用户心中，要想彻底改变通信业根基、完全拥抱互联网思维，不仅运营商很难做到，用户也难以适应，对于虚拟运营商同样如此。为此虚拟运营商在拥抱互联网思维时需要充分结合两种思维的优势，注意两者之间的平衡。

问题五：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如何有效平衡？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5月底我国虚拟运营商用户达到580万户，虽然近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但是与起初设定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虚拟运营用户发展缓慢，除了用户认可度较低以外，还与号码资源紧缺、系统接通缓慢、互联互通进展不顺、业务开通城市范围有限等紧密相关。对此，基础运营商认为应该坚持质量至上，稳扎稳打，不可为了放号而操之过急引发后患；部分虚拟运营商则希望能够边发展用户边解决问题，速度和质量同样重要。

速度和质量是永恒对立的，而基础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也都不无道理，是宁可牺牲速度而确保质量，还是为了速度而牺牲质量和信誉，这也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六：虚拟运营商退出机制何时设立？

截至目前工信部共向42家虚拟运营商发放了牌照，根据国外经验，未来将有百分之七八十的虚拟运营商出局，那么问题来了，虚拟运营商退出市场后其用户由谁接手？目前对于这一问题政策并没有给出说明，而这有可能会影响到用户对虚拟运营业务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