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谈了通信业鼓励竞争的一些做法。内容如下：

根本上来说，解决这个问题要靠进一步鼓励竞争。竞争是促使企业改进服务、降低资费、提高网速最有效的一个办法。这两年我们也在这些方面试图做一些尝试，现在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在移动通信方面，我们发放了42家移动通信转售试点批文，允许42家民营企业进入到移动通信领域。在固定网络的建设方面，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也在16个城市向民营企业发放了宽带接入市场向民间资本开放试点批文62家（次）。我们还在力图推进这三大运营商建立一个相对均衡的竞争格局，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不均衡的。所以，随着这些工作的不断推动，我相信，随着竞争的加剧，大家的网速会越来越快、服务会越来越好、价格也会越来越低。

从2013年开始，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电信服务业有效竞争，“竞争是促使企业改进服务、降低资费、提高网速最有效的一个办法”，目前采取的措施有：

1、引入新的竞争者，具体说就是民营企业进入移动通信虚拟运营试点和固网宽带服务试点（我一直认为，不应该仅限于民营企业，国资、外资都应该允许，确实也有国资背景的公司以民营企业的名义申请到了相关的试点牌照）。

2、三大运营商都成为全业务，中国移动获得固网运营牌照，中国电信也通过收购CDMA网络进入了移动通信。

3、三大运营商间携号转网试点扩大到5个省市。

4、铁塔公司将稀缺资源剥离，缩小电信、联通与移动的差距。

5、3G、4G策略性发放。

应该说这已经包括了大多数国际上对通信业监管的主要方式，但结果并不明显，苗圩部长也说了，“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不均衡的”，我在做行业分析报告时已将中国移动的领先优势从“一家独大”调整为“一骑绝尘”（目前这个观点已被不少媒体和机构引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政策出台周期过长。最典型的是三网融合试点和携号转网试点，已试点多年，离全面实施还远，而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例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用户新申请号码门槛的大幅降低，用户对携号转网的需求明显减弱。

第二，政策出台时机有误。典型的例子是移动通信虚拟运营，开始实施时，移动用户普及率已经达到了每百人92个手机号以上，新增用户空间已非常小。更要命的是，边给基础运营商发放4G牌照，边开始试点移动转售，结果基础运营商自己在4G网络没建设好时，只按3G资费批发给合作伙伴，而由于竞争自己推出了“4G套餐”、“3G/4G一体化套餐”。再例如，4G牌照发放后正需要宣传、促销时，国资委严控营销费用。

第三，配套政策未能及时推出。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运营商4合3，我虽然说这个不如“电信联通合并”形成“两大+N小”方案好，但也认为这是个更容易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同时表示，如果要想达到想象中的效果，必须有足够强硬的监管政策配套实施，结果很遗憾，几乎没有见到宏观层面的监管，结果并未能改变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

第四，政策密集出台相互影响。从2013年开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系列的政策，应该说监管部门明显积极了很多，但政策之间的节奏把握得并不好，这使得政策效果受到一定的例如。典型例子是提速降费与将通信资费的定价权完全交给运营商前后脚出台，结果导致监管部门能使用的砝码减少，还被指责监管部门干预市场价格。再例如，因支持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实施针对中国移动的非对称管制政策（中国移动也不一定是受益者，已多次有专家建议拆分它）。

第五，对行业发展考虑不足。典型的例子是拆分固网，可以说近几次改革都是瞄准固网和小的移动网运营商的，结果受益于移动替代固网影响，也因为一直保持主体不变，中国移动的领先优势从移动通信领域延伸到整个通信服务上。

第六，广电、互联网的替代性竞争一直受限。广电的宽带对宽带的替代、固网的VOIP对固网语音的替代、移动即时通讯对语音、短信的替代，再到第三方wifi对移动通信网数据业务的替代，一直都未能获得很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这次，苗圩部长再次明确了“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不均衡的”，这说明监管部门实际上清楚目前通信业的竞争情况，希望能抓住年底年初的通信政策政策调整期以及国家积极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在促进通信业有效竞争格局形成上，迈出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