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北京金融街29号中国移动总部7层的董事长办公室宽敞明亮，接受专访的王建宙依然保持着企业家特有的敏锐，依然喜欢直面挑战性的问题。

案上，有一部刚付梓的书稿，题为《至·思·行——从达沃斯开始的思考》，这是王建宙近年来多次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全球意见领袖与产业精英交流碰撞的思想结晶。他不同意出版商在封面印上自己的照片来赚取更多的销量，而是换了一副高耸入云的雪峰图，这可以解读为一种志存高远的心胸。任职董事长一年多来，他开始更多地从战略层面来为中国移动这艘巨轮掌舵。

3G时代棋到中局，4G喷薄欲出，背负TD重任的中国移动依然让对手难望项背：截至今年8月，中国移动手机用户数6.28亿，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为1.86亿和1.13亿；在争夺3G用户的恶战中，中国移动以4031万的数量，领先于中国联通的2876万和中国电信的2561万；营业利润上的差距更为明显，中国联通26亿元，中国电信97亿元，两者相加都无法企及中国移动的净利润（613亿元）。

但漂亮的数字并不意味着没有危机和挑战，尤其是在全球进入3G时代以后，大多数电信运营商都在转型中步履维艰。王建宙坦陈，即使继续降低语音资费，也依然无法制止传统电信业务增速的下滑，而新的数据业务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每个用户一个月几十兆的流量难以带来丰厚的利润。更严峻的挑战在于，TD-SCDMA作为本土3G标准的标杆，依然需要中国移动持续的投入与经营。

一年多来，王建宙频频出访海外运营商，谋划TD-LTE的快速大范围商用，他说情况非常乐观，像日本Softbank，印度Reliance、Bharti Airtel等都已经在建设TD-LTE商用网络。当记者问及王建宙这本新书最想传达的信号时，他坚定地说了三个字：国际化。

大象如何继续快跑

记者：纵观三大运营商二季度的财报，发现大家其实进入了一个平稳增长期，大象快跑的记录似乎已经终结？此时如何把握投入与回报的平衡？

王建宙：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9.5亿，中国移动有6.2亿用户，市场越来越成熟，发展也越来越困难。同时，竞争越来越激烈，三家运营商都要保持持续高速发展，难度非常之大。另外，互联网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

但是，我始终坚信，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电信就一定能增长，这是定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失去了机会。中国的GDP还在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现在三家运营商每月新增1000万用户，每家有几百万新增用户。

具体的增长点在哪里？一是数据业务。现在中国人均通话时间已经稳定在每人520分钟/月，语音业务再想增长就要靠降价。但数据业务才刚刚开始，每人每月只有几十兆的流量，市场潜力巨大。在日本，包括Softbank这种新兴的运营商，以及NTT DOCOMO这种传统运营商，数据业务收入都已占到50%，而中国移动才达到30%。

二是靠机器，也就是物联网。中国有13亿人，每人一部手机是13亿，但是扩展到机器设备，乃至动植物，那就不是10亿、100亿，而是1000亿的概念。一个人可以有几十个SIM卡，这是一个不同的情景。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IT公司都进入了电信领域，如何看待这种新的竞争格局？

王建宙：从历史上看，运营商原先是做固定电话，到了手机时代就是话音短信，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有数据流量都与互联网有关。IT产业的发展也是从大型机、小型机、PC、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最后交汇在一起。所以说，现在很难分清谁进入谁。

在这个情况下，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什么都干，必须选择重点。运营商如何选择？这时关于“哑管道”的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不甘心做“哑管道”，未来会从四点进行突破：第一，管道是一定要做的，这是我们基本的责任，互联网企业是不会来做管道的；第二，管道要能够盈利，从数据流量获得回报；第三，管道要可控；第四，管道要开放，要打通很多节点，建立一些平台，让人家都参与进来。

例如，目前的应用商店有好几类，有手机制造商做的，如苹果的App Store、诺基亚的Ovi等；有互联网公司做的，如谷歌的Android市场。但它们大多只为自己的用户服务。开放的事情谁来做？只有运营商。中国移动发展MM应用商店，就是要做一个开放的市场，为所有的用户服务。

记者：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应用正试图绕过运营商的控制，您所说的“可控的管道”是要应对这一挑战吗？

王建宙：对于运营商来说，来自手机厂商、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可视电话是一个最典型3G业务，但现在iPhone的Facetime作为一种基于Wi-Fi的可视电话，已经跟运营商没任何关系。另外，在手机支付领域，现在已经有手机制造商将NFC技术内嵌在手机里，用户单独去开一个信用卡号码就可以实现手机支付，也与运营商没关系。将来，还有更多的东西会出来。

“可控的管道”还不仅要对付这些。一些国外运营商提供50美元包月的服务，但如果用户每天下载电影，把流量都吃掉了，这时它可能会故意给你放慢网速。但我认为这不是解决方案，方案还在于通过Wi-Fi分流蜂窝网的压力，这是全球运营商的共识。如何实现管道的可控，是大家都在探索的课题。

创新和国际化

记者：您在书中强调“要创新，而非跟随”，中国移动如何焕发创新精神？

王建宙：这是我们内部开会讨论得最多的问题。电信行业的经营方式已经历时100多年，从电报电话时代一直延续过来，虽然中间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基本的运作方式却没变。例如，中国移动的组织结构是全国-省-地市-县-乡镇-村，完全按行政层级设立，这对发展用户、维护线路、基站等工作，非常有效。但到互联网时代就完全不同了，互联网是集中运营的，并没有地域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后，必须不断创新，不断开拓新业务，这确实也是中国移动这样的企业所缺乏的。我们现在一方面要改变自己的机制，从组织架构开始，比如建设一些专业基地和一些大型的IDC（网络数据中心）。如何在员工中建立一种创新的机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如果要在移动互联网有所作为，就必须努力推进。

记者：能否举一些中国移动致力于自主创新的案例？

王建宙：最好的例子就是TD-LTE。TD-SCDMA是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系统，因为起步晚，跟国际的3G有差距。但到了TD-LTE时代，这种差距就很小了。

TD-LTE要解决两大课题：第一，技术上要具有先进性。第二，国际化商用。我最近去了美国，很受鼓舞。美国最大的WiMax运营商Clearwire已经明确要把WiMax转移到TD-LTE上来，希望与中国移动进行更多合作，共同打造产业链。同时，日本的Softbank已经着手TD-LTE商用建网，印度Reliance、Bharti Airtel也都已开始建网。TD-LTE国际化的推广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一点，中国移动会继续努力，让它尽快成为商用网。

记者：TD-LTE的国际化之路目前似乎较为乐观，您预计最快何时能够实现商用？

王建宙：我觉得网络技术没什么问题，主要还是终端，有四大难题需要解决。

一是多频。现在全球无线宽带频率主要在2.3G，2.6G以及700兆频段，另外还有1.9G，很多频率都要做进去；

二是多模。首先是4G的多模，FDD跟TD不要再分，而是做成一个芯片。在1G、2G和3G时代，很难用同一个手机走遍世界，但我们希望4G时代可以做到。另外， 2G涉及GSM和CDMA标准，3G涉及EVDO、WCDMA和TD-SCDMA标准，那么多的模，究竟选择做哪些？

三是语音，LTE只传输数据，没有话音域。目前，我们在第一阶段采取话音和数据双模双待。第二阶段要voice over LTE，所有话音都变成数据。

四是什么是典型的4G手机？1G的时候是打电话，2G可以发短信加慢速上网，3G是智能手机，现在需要找一个东西，让人们一看就是4G。我跟摩托罗拉CEO桑杰·贾讨论过这个话题，认为4G一定是视频，在视频上怎么做文章。

这四大难题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网络已经基本就绪，终端还要加油，从芯片开始。

通吃的运营商？

记者：实际上，随着ICT融合的大潮，很多运营商也尝试在多个领域成为一个全面的ICT服务商，您如何看待这些尝试？

王建宙：电信行业在最近20年中，走的是一条专业化道路。首先把制造跟运营分开，当初美国AT&T把朗讯分出去，只留下运营，当时看来对大家都有利，朗讯的产品大家都可以用，AT&T也可以面向所有厂商采购。而且在2000年左右最激进的时候流行分拆，很多运营商把移动数据业务分出去，使其成为一个单独的公司。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欧洲除了沃达丰（只有移动没有固定），包括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西班牙电信等，移动业务都回来了，成为全网运行的运营商。同时，制造企业开始进入运营领域，苹果制造了iPhone，App Store是它的运营，而且很成功。而运营企业也在进入制造领域，例如互联网运营商谷歌收购摩托罗拉，它又要开始自己做品牌手机。

这两个趋势与以前的专业化方向正好相反。我现在还说不出对我们有什么启发，但的确值得研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微妙的变化，真的不排除电信企业涌现出一个通吃的，至少要敢想，要敢于把教科书的上的东西扔掉。有时候企业管理很有意思，生产组织也很有意思。你说越专业越好，人家通吃不也是很好吗？但大家都去通吃，又不见得好。所以，我们找不到唯一的答案。

王建宙

王建宙先生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移动（00941）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2004年加入中国移动之前，王建宙先生于1999年～2004年期间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历任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此前，王建宙先生曾任杭州市电信局局长，浙江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邮电部计划建设司司长，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等职。

王建宙先生从浙江大学管理工程系获得工学硕士学位，从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