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实验室用户体验总监吉娜维芙·贝尔

由于领导了很多颇具未来感的项目，英特尔实验室用户体验总监吉娜维芙·贝尔被很多人誉为“科技先知”，但《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却揭示出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以下为文章全文：

虽然英特尔希尔斯伯勒工厂里的隔间都装上了隔音墙，但当她驾临时，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声音铿锵有力地回荡在房间里，与之相伴的是高跟鞋的踏在地板上的咚咚声。她叫吉娜维芙·贝尔(GenevieveBell)，是一名受聘于英特尔的人类学家。她顶着一头褐色的头发，手上戴着硕大的戒指，所到之处都散发着浓重的香水味。

虽然她仍然自称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野孩子”，但对英特尔来说，她却是一个宏大野心的化身，标志着该公司将不再甘于芯片制造商这个“万年不变”的定位。

在这家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商里，贝尔的头衔是英特尔实验室用户体验总监。她领导的这个“臭鼬工厂”拥有100名社会学家和设计师，他们经常往来于世界各地，观察人们在家中和公共场所使用科技产品的方式。该团队的发现不仅对英特尔的产品开发流程起到了帮助，而且经常与笔记本制造商、汽车厂商和其他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企业分享。

例如，贝尔的团队几年前采访了一对位于中国的父母，他们担心电脑会分散孩子的学习精力。于是，英特尔在中国开发了一款名为“中国家庭学习电脑”的原型产品，并最终由英特尔的一家客户负责推向市场。借助随机配备的一把钥匙，家长便可防止孩子在家庭作业时间玩网络游戏。

“在英特尔，我的使命就是把所有外人的故事引入内部，让它们发挥作用。”贝尔说。她甚至把自己都列为“外人”。“想要开发新一代的技术，你就必须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

但她所谓的“外人”，并不单指美国境外的消费者。贝尔和她的团队肩负着明确的职责，那就是推断出世界各地的人对PC、电视机和各种产品的期许。过去几年间，他们一直在集中精力了解消费者对超人格化技术的需求，例如语音识别系统和健身追踪器。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在将英特尔推向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PC时代。

最近，这项工作对英特尔的意义越发重大。这是因为，长期在笔记本处理器市场占据主导的英特尔，在新兴的智能手机芯片市场的发展却出奇缓慢。英特尔数据中心集团总经理黛安·布莱恩特(DianeM.Bryant)表示，贝尔和她的团队其实很早就已经预见到了这场移动浪潮，但英特尔当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该公司最近针对移动设备推出了新一代芯片，但PC厂商仍是其最大的用户，在该公司去年527亿美元的总营收中贡献了330亿美元。

现在，英特尔正在努力追赶，挺进可穿戴设备所采用的低能耗芯片市场——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尔及其团队的贡献。贝尔团队的未来学家还在开发一款可定制的个人机器人，这种尺寸与大号泰迪熊玩具相仿的产品采用了最新的迷你芯片。英特尔高管称，短短十年前，英特尔的重点还是为工业客户提供高效的技术，但现在，如何让用户满意已经成为其整个产品开发流程的起点。

“贝尔和她的团队正在转变我们的观念。”布莱恩特说，“这需要截然不同的技能和经验，必须要精准感知市场需求，确定新兴技术，并了解终端用户真正看重的事情。”

“搜查”汽车

几年前，贝尔就开始思考一群独特的终端用户：私家车主。从现有的推广信息来看，汽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运输工具，而是一套移动娱乐系统。福特已经在宣传语中把“联网”、“个性”和“娱乐”作为其Sync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的重点。奥迪将其最新的车载无线系统标榜为“连接汽车的未来”。该系统具备更流畅的数字地图和更快的下载速度，很快还将具备与车位和其他汽车交换数据的能力。

贝尔从来不会被这种理想化的科技愿景打动。所以，当这些理念逐渐融入传统智慧时，她只想一探究竟。这不只源于她的叛逆天性。她相信，如果英特尔想要为汽车客户展开创新，就必须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用户，是如何在车载技术与随身携带的个人设备之间切换的。

所以，贝尔与另外一位任职于英特尔的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扎菲罗格鲁(AlexandraZafiroglu)开始了一场远征。他们走遍世界各地，调查和记录了人们在车内的各种活动，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在一次典型的邂逅中，这对搭档来到了新加坡的某个地下停车场里，说服一位名叫弗兰克(Frank)的男子让他们二人细致地“搜查”他新买的沃尔沃SUV。他们仔细地查遍了每个角落，从手套箱到后备箱，把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放到一个平铺在车旁的米色浴帘上。

很快，浴帘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科技产品：iPod、计算器、蓝牙耳机、一摞CD和DVD、车载DVD的遥控器、无线耳机和外接GPS系统，外加各种电子产品的使用手册。还有一些私人物品：雨伞、高尔夫球杆、信用卡、玩具、糖果、洗手液、母亲送给弗兰克的一尊小佛像以及用来安放佛像的防滑垫。当他们完成了那次扫荡后，贝尔爬上折梯，给这些东西拍了一张合影。

当他们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司机是如何使用车内的各种物品后，总结出一个与当今的科技梦想相悖的结论：尽管已经在车内集成语音指令系统的各大汽车厂商的初衷，都是为了尽量减少开车分神的事情发生，但他们却发现，当驾驶员因为堵车而感到无聊时，还是会拿出自己的手持设备。

“有两件事情非常明确：人们带入车内的科技产品越多，对车内集成的科技产品就越忽视，表明这些科技产品的越失败。”贝尔说。

通过这种对驾驶员行为细致入微的实地观察，让英特尔和它的客户真切地了解到市场的现实状况。去年秋天，英特尔宣布与捷豹路虎公司展开合作，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让消费者将个人设备与车载系统同步。英特尔也与丰田开展了类似的合作，计划共同开发一套涵盖语音、手势和触控功能的用户互动系统。

他们的目标是让车载技术的使用更加浑然天成，让驾驶员不再因为无聊而使用自己的手持设备。

独特性格

贝尔1998年任职于斯坦福人类学系，正是在那时，她在帕罗奥尔托一间酒吧里结识了一位科技创业者，此人建议她申请英特尔的一份工作。

彼时，英特尔已经聘用了几名社会学家，但该公司的高管仍在物色一位人类学家帮助他们研究人们在家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方式。（如今，IBM、微软和谷歌等公司也都聘请社会学家担任员工或顾问，其中很多都是人类学家。）

在面试过程中，贝尔对她未来的老板说，她完全看不出自己如何能为英特尔效力。毕竟，她不是技术员，不做PPT，还使用Mac，她甚至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一个顽固守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她被英特尔录用了。

贝尔回忆说，上班第一天，老板就告诉她，英特尔希望能在她的帮助下探索两个群体：女性和ROW——美国之外的“其他世界”(rest ofworld)。

贝尔很适合这份工作。她童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住在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的原住民地区，因为同样身为人类学家的母亲在那里做实地考察。年少的贝尔学会了很多原住民的生存技巧，例如，如何从澳大利亚的储水蛙体内吸水喝。那段生活经历对她来说算得上是一次难得的教育，她不仅感觉自己是一个外人，还对“外人”的生活有了深刻的理解。

在英特尔工作期间，贝尔开始到世界各地出差，了解消费者在各种地点和场合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方式，不仅包括厨房和客厅，还包括体育赛事和宗教活动。当她和同事们出差归来后，便会把他们拍摄的照片和整理的文字印刷成海报，在英特尔的办公室里四处张贴。她回忆说，员工们对这些照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整个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

她还发现，相比于她认识的很多教授而言，英特尔工程师更能接受与自己唱反调的人。

“在斯坦福，教员们不喜欢被别人指出错误。但在这里，这却是一种文化价值。”贝尔解释说，“在这里，我会说：‘你大错特错，这是17个理由和6个数据来源。’而他们会说：‘太有意思了。多给我讲讲。’”

不光是行动，贝尔的外表似乎也颇具挑衅意味。就像她的工作使命一样，在一个被男性主导的公司文化里，贝尔总是有意凸显出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异性”

“我是故意的，”他说，“我喷法国香水，穿高跟鞋，我的所有装扮都要让别人一望而知我的女性特质。”

如今，贝尔已经46岁，加盟英特尔也已16年，但她依然保持着一往无前的闯劲和挑战权威的观念。但现在，他领导着自己的研究部门。不过，要精确地描述她的工作，仍然并非易事，因为她总是喜欢一些开放性的研究课题，而这些课题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带来具有实用价值的回报。有关她的报道并不算少，《科技行业首席算命官》这样的标题甚至把她描述为法力无边的先知。

但通过几个月的交流，我认为她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在于她的直言不讳。

“她从来都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直接指出你的错误也不会有任何顾虑。”曾经与她共事过的华盛顿大学教授泰德·赫希(TadHirsch)说，“她说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特点，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另外一部分还是她自己的特点。”

鼓励在场

贝尔最近启动了一个项目：在旧金山的一个舞台上摆出了一间模拟咖啡厅，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分坐在不同的桌子前，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台打开的双屏笔记本——一个屏幕以正常状态朝向用户，另外一个则朝向外面的观众。

这两个人都是贝尔请来的临时演员，他们向台下的一众英特尔开发者展示了一种科技时代的调情方式。

从那位男士的笔记本的外屏上可以看到，他用大号白字写道：“你在喝什么？”

女士回答道：“你在跟我搭讪吗？”

“没错。”他回答。

英特尔的业务仍然深深根植于笔记本市场。去年，为了给笔记本带来更多价值，贝尔的实验室在华硕的太极双屏笔记本上设计了一款原型软件，让人们可以在外屏上发布照片和最长140个字的文本信息。它的目的是鼓励在同一时间身处同一空间的人展开即时通讯，为Facebook和Twitter这些虚拟网络提供一种物理补充。

“如果科技鼓励人们在场，而不是缺席，鼓励人们在同一地点，而不是身处异地，情况会怎样？”贝尔说。

她的团队在波特兰和西雅图的多家咖啡厅里测试了这个名为“个人公告牌”的项目。他们发现，路人起初有些担心，他们会快速瞄一眼屏幕，然后看向别处。但如果研究人员贴出一个问题——比如“你今天读过什么内容？”或者“你觉得Nordstrom百货的客服周不周到？”——陌生人也会开始相互攀谈。

研究人员还针对一群14岁的女孩展开了测试，她们用这种软件隔着桌子闲聊了好几个小时。最后，那群女孩儿问，她们可不可以在测试地举行一次过夜晚会，因为她们想把这个游戏继续下去。

“我们一直在说，科技如何如何破坏社交活动。”贝尔说，“但此事却让我们大为宽心：当你为人们提供能够促使他们出席现场的技术时，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但现在，“个人公告板”还只是个实验，目的是向电脑制造商证明，英特尔正在探索各种能将笔记本当做社交互动设备的方式。然而，由于移动设备已经积累了庞大用户，这款软件或许永远无法出现在消费笔记本上。或许，它会以同样的面貌整合到一款“双屏智能手机”上。

活在当下

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一同前往贝尔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餐馆。她当时戴了一顶粉色的圆锥形针织帽，顶上还插了几根羽毛。

“这可不是普通的帽子，而是一顶得过奖的土著帽。”她解释说，那顶帽子在澳大利亚中部小镇AliceSprings的一次设计比赛中得过奖。她指了指帽子顶上说：“这是鸸鹋的羽毛。”

在一家崇尚高科技的企业里，贝尔却总会不失时机地表达她对有触感的传统物件的喜爱。她也尽力给自己营造一个不受科技打扰的世界。她喜欢游泳，因为“没人能给我打电话”。

无论多么新颖的消费电子产品，似乎都引不起她的兴趣，真正令她着迷的是这类产品的发展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在反复重演：新发明出现后不久便会出现她所谓的“道德恐慌”，但最终还是会广泛普及。家电和轿车都遵循了同样的模式。

1950年代出现的“公主”转盘电话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由于很多少女都会在自己的卧室里配上这样一部电话，导致当时有很多人担心：“它是否会引发很多放荡的通话？”

最近，她开始关心更具现代感的问题：对有可能“自力更生”的智能电脑的恐慌。她指出，1818年，玛丽·雪莱(MaryShelley)出版的新书《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令很多人担心，有些发明可能会获得“生命”，最终杀死我们——这一主题后来也在《终结者》等电影中反复出现。

现在，这再次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随着物联网的出现，包括恒温器和交通信号灯在内，越来越多的物体都将通过内置的传感芯片，搜集和发送与周围环境有关的各种信息。贝尔认为，这预示着今后的设备不仅可以与人类互动，甚至可以与人类建立情感关系。

与以往一样，小说通常领先于现实，例如电影《她》(Her)。该片讲述了一个名叫萨曼莎(Samantha)的操作系统从数字助理，最终变成心灵孤独的西奥多(Theodore)的虚拟情人的故事。

“或许物联网将会取悦我们，照顾我们，而不仅仅是管理红绿灯。”贝尔在与她实验室里的未来学家布莱恩·大卫·约翰逊(Brian DavidJohnson)共进午餐时说。

约翰逊正在领导一个“个人机器人”项目，这个名叫吉米(Jimmy)的机器人拥有一套定制的系统，高度跟人的膝盖差不多，就像是长了腿的手机一样，它也可以下载应用。“吉米是一个会走路的计算平台。”约翰逊解释说，“它的计算能力足以感知你的情绪，探测你的位置，它具备一种以关系为基础的理解力。”

吉米的目的是向英特尔的企业客户展示该公司的设计思路和芯片成就。然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贝尔认为未来的计算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个性化设备。事实上，英特尔甚至准备在今年春天将软件公布于众，让人们可以用3D打印机制作出自己的吉米。“最终还是要做成像人一样的东西。”她说，“吉米只是明确提出了这一点而已。”

即便如此，贝尔却是第一个表示她不是科技先知的人。

“今后十年，人们还会彼此沟通吗？会。他们还想分享猫咪的照片吗？想。他们还愿意讲冷笑话吗？愿意。他们还是想随身带着摄像头吗？大概是。”她推测道。“那会是什么样子？”她耸了耸肩。

贝尔正在匆忙赶回家，准备去澳大利亚出一趟差。她启程前穿上了羽绒服，戴上了那顶土著帽，还带上了早已过时的黑莓手机。“我多数时候都活在当下，”她说，“我只是偶尔把未来拽进现实，看看那是不是我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