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既有制度企业家的政治眼光，又有基因术士的再造能力，我们将具备这两种能力的人称之为“创造型企业家”。

创造型企业家

在本书即将收尾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本书的基本脉络，以便为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理念做一铺垫。

我们在第一章用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理论论证了，企业是由知识塑造而成，而知识的最大化在于对个人能力的解放。因为，作为宏观概念的“知识”首先来源于“个人知识”。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才能达到解放个人的目的呢？我们在第二章中尝试提出了超文本组织的概念，信息改变了文本形式，也在改变组织的形态，用平台的逻辑建立全新的生命观。结构与决策是互生的关系，第三章就理应要探讨全新组织结构中的决策命题了。在寻求结构转型时，“中层困境”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传统层级中，中层起到了信息中枢的作用。在网状组织中，中层不但是创业项目的孵化者，还面临着自身去向的尴尬。我们注意到，这可能也会是海尔转型逻辑闭环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在中层的问题上，张瑞敏和野中郁次郎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

野中郁次郎对中层职能的定义是“自中而上而下”。如果纯粹是自上而下，相当于知识是高层，中层只是处理问题，而基本不参与到知识的创造。如果完全是自下而上，相当于把知识创造者放到基层，这个时候中层基本上就失去了作用。所以他主张高层作愿景，告诉员工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线的人处理的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中层解决高层希望创造的未来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张瑞敏则认为，只要有“上／下”的关系存在，就会有层级存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创造知识的主体，他既要面对矛盾也要处理矛盾。其实，张瑞敏的理念更适合于小型创业团队，一旦组织规模扩大，只有通过转型做创业平台才能继续保持其活力，而海尔正是走的这条路径。

我们不是要判断孰是孰非，也没有必要判断，因为两者都有各自的理论模型、方法论和实现路径，而且一定会对当下寻求转型的企业有所启发。

结构与决策的体系都发生了变化，是不是昭示着管理即将迎来一次范式革命了？我们在第四章从牛顿的经典物理体系和量子力学的对比出发，证明了在世界观层面上的范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在管理领域，继泰勒引发的第一次范式革命以来，张瑞敏领导的海尔变革正在触发第二次革命。而在两者中间的一个世纪里，德鲁克扮演者先知和布道者的角色，他以“知识社会”理论很好地衔接了两个时代。

作为新范式革命的领导者，其动力在何处呢？

借用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决定变革的两个主要因素：理念和领导力。

理念就是领导者坚信并为之奋斗的东西。比如中国的改革就是理念的产物。理念的意义大于设计，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探讨过。在组织变革的时候，也大都是理念先行，典型的如杰克·韦尔奇对GE的改造，是在“无边界组织”的理念下进行的，用“群策群力”的方法把实践中的问题带入到群体智慧中。

变革的过程往往是理念的推广过程，从高层到员工，大家基于共同的方向前进，即使遇到问题，也会有一个“前进式”的解决方向。现实中，分析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组织平台化期间，势必有的人适应，有的人不适应。不适应的人离岗，可能会造成其负责产品的市场下滑。保守派就推导出：市场下滑是因为人才流失，人才流失是因为组织变革过于激进。而理念派会认为：组织变革对业绩的影响是不可消除的。人才的流失说明两个问题：理念在组织内贯彻的不够坚决；这是一个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既然平台是开放的，那么一定会有更合适的人来担任这个角色。

领导者如果对理念没有信息，那么很多问题就会归咎到理念上来。领导者是否足够坚定，是组织变革成败与否的第一重大因素。

张维迎认为，“理念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人的自由，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才能迸发出来。”在层级组织中，横向管理一直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因为人的行为还要受到纵向权力的约束。也许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有勇气和韬略去尝试的，依然是寥寥无几。其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你是把做企业看成了什么？如果仅仅看作一场商业游戏或者个人价值兑现的路径，“成功”就是终点。如果看成一场社会实践的话，企业家就会超越其本来的内涵，进而升华到一个更高层面的意境；制度企业家与基因术士的合体——创造型企业家。

制度企业家是指宏观能力，是张维迎最近几年在提倡的概念。他认为，“制度企业家要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对制度进行创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果他在既有的制度下维持现状，那就不能叫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要有突破，要创造新的体制。像邓小平，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制度企业家。……能够很好地判断未来，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他还要敢冒险，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要冒险的。他也能对社会大趋势做出相对比较正确的判断，让大家接受。”

制度企业家首先要判断社会需求，并发现现有制度无法持续生存。一般来说，企业家满足的是当下需求，制度企业家则满足的是未来几代人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是强烈的使命感和长远的历史眼光。就像很多人问张瑞敏接班人的问题，他的回答看似模糊其实也很明确，做平台的一个诉求就是让每个人都具备成为CEO的能力。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组织的生命只有从一条分解成无数条才有可能持续下去。

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制度企业家也需要时代即外部环境的配合。中国产生制度企业家最好的时代应该是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即张瑞敏、柳传志这一代人到马云、马化腾这一代为止，这个阶段的主题正是“破旧立新”——为中国的商业确立一些前所未有的理念，事实也证明了在当前引领中国管理思潮的也的确是这几代人。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为代表的外部环境逐渐趋于稳定，秩序相对井然，新一代企业家创新的力度开始着重于技术和产品，而鲜有制度层面的创新。

制度企业家和政治家有相同之处，张维迎认为，循规蹈矩出不了伟大政治家。虽然当前中国互联网异常活跃，但是BAT领衔的格局相对稳定，这是一种宏大的“官僚体系”。

基因术士则是是微观能力，是里夫金提出的理念。当把整体与局部，永恒与死亡的边界消解掉之后，组织的管理者要做的就是从烟火时代里的“炼金术士”转变成信息时代里的“基因术士”。

炼金术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埃及。那时，人们相信在火的帮助下，可以把多种金属融合成形成黄金。这被认为是一个完美的隐喻，世界的圆满在于融合。而“圆满”一词正是源于阿拉伯语，在古代一直被指代为“炼金术”。炼金术士的任务就是严格按照摸索出来的程序，加速实现黄金的出现，其工作实质就是通过把作为部分的各个金属，在高温的帮助下完全融化，进而形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大金块。

基因术士却认为，任何物质和生命形态都可以被还原成信息或者载有信息的DNA。生命的形态是流动的，它现在这一刻的状态不代表未来的形态。生命体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生命体都具备趋向新形态的能力。基因术士不再在“部分与整体”，“圆满”的思维下工作，他们要做到就是通过解码、编码重构一个新型的生命体。在烟火哲学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超越自然的。

从自然的角度来讲，很难说基因术会面临怎样的自然伦理的拷问，单从组织这种生命形态来说，基因术更像是未来企业家的必备能力之一。企业家更像是基因术士一样，用信息流的眼光打量整张网络，不断把信息组织形式进行高效变革，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就是组织的变革。而变革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打造出一个可以在当下看做“完美”的新组织形态。

相对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通过对严肃的消解，对游戏的迷恋来摆脱目标对生命体验的束缚。后现代主义更加追求个体生命体验的关怀，就像里夫金说的，这是一种心灵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个人都可以在时间允许下充分体验生命的多样性。因此，印刷术带来的工业化思维也必然会被网络信息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取代。组织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创造更加适合于作为节点的个体的创造环境。对于组织管理者而言，与其说印证了基因术士的隐喻，不如说他们更像是创造新作品的艺术家。

既有制度企业家的政治眼光，又有基因术士的再造能力，我们将具备这两种能力的人称之为“创造型企业家”。

每个时代都有专属的隐喻，创造型企业家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并能将其转化成组织领域里的现实，也就是张维迎说的“捅破窗户纸”的人。他们在为时代创造一种与之匹配并能随之长久前行的制度，同时还能通过不间断地组织基因再造，把知识创造、流转、组合，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