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一款名为“盯盯拍M5”的行车记录仪为人所熟知。这款行车记录仪就出自“为有视讯”团队。

周六上午十点半，夏日的阳光照进楼群，投射在灰白而空寂的背景墙上，上面写着“为有视讯”。CEO罗勇说，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来自华为，有所作为”。

罗勇团队是近年来“出走”华为的一支颇具代表性的创业团队，背景墙之外，一个百平方米大小的开放空间内，团队里十几个年轻人埋头在一堆电线、零部件和方便面之间，认真地写着程序，时而进行一番技术上的讨论。

“我们没有周六、周日，大家都是自愿来加班。”罗勇说，尽管离开“老东家”，但这里依旧延续着华为的“土狼”精神：集团作战、不屈不挠、奋不顾身、争取市场先机。

他们并非独行者。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华为在职员工16万人，离职员工12万人。早在本世纪初，已有不少离职华为的员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创业，创业领域遍布各行各业，一批优秀的企业犹如一支支华为“编外”军团，正在业界崛起，引人注目。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今已成为冀望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之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记者走近这群“华为”创业者，记录这些“裂变”尝试的前世今生，并观察这些出走者如何激发创新活力。

南方日报记者 杜艳 胡明

“我们的时代来了”

如果继续在华为，罗勇可以安安稳稳地工作下去，享受不错的生活，但他却没这样做。“在很大、很完备的一个公司内，无论你的岗位是管理层还是员工，每个人都只是公司很小的一部分。30多岁了，我想出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2004年，罗勇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硕士毕业时，扎根深圳、进入华为是那时大学生不错的就业选择。

“高大上”是他对华为的第一印象。随后几年，伴随华为全球业务规模不断扩张，罗勇也学习到很多国际化运营知识，这些工作经历让他充满感激。

“华为做的项目都跟全球各地同步，意味着你研发某个项目时，跟你一起讨论的可能是美国分部的人，而这些都是国内公司没有的。”罗勇回忆。

作为华为培养出来的“嫡系”员工，9年间，罗勇先后在华为经历了基层工程师、系统工程师，产品经理再到市场领域，最后还做到了不错的职位。在一般人看来，罗勇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工作下去，享受不错的生活，但他却没这样做。

“在很大、很完备的一个公司内，无论你的岗位是管理层还是员工，每个人都只是公司很小的一部分。30多岁了，我想出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罗勇说。

事实上，除了上述原因，促使罗勇离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正在涌现出的无限机会，VC（风险投资）和各种创业平台出现，创业门槛不断降低，已经没有家庭经济压力的他在2013年作出了创业选择。“一切信号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时代来了”。

隔着时空，很多事情变了，但有些东西似乎又没有变。尽管罗勇的这次“离开”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突破，但对华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这几年，华为已有很多高管和员工选择离职创业，放弃大公司的保障和稳定的生活，选择未知但有无限可能的创业之路。

这其中，“华友会”创始人俞渭华，以及O2O分发平台“葡萄生活”CEO杨维全就是颇具代表性的实践者。

21年前，已在陕西省计算机公司工作了一年的俞渭华，不安于一成不变的现状，只身来到深圳，加入了刚创立不久的华为。当时，华为才1000多名员工，俞渭华的工号为680。那时，在位于南山的深意工业大厦里，俞渭华还会经常遇到工号为单位数的初创大佬们。

尽管这家企业后来发展成中国的通讯巨头，但俞渭华依旧在2002年时选择了离开。用他的话说，“那时的深圳和现在很像，满世界都在谈创业，除了些许忐忑外，闻到的味道更多是兴奋和机会”。

在俞渭华看来，离开大公司，也许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想创业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有个梦想而去创业的。“他们不畏权威、挑战权威、颠覆权威，就想做一点更牛的事”。

也正因此，俞渭华认为草根创业者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由自主创业而自然发生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推手。

这些观点，也多少鼓励了后来进行创业的杨维全。在杨维全看来，华为人很多，十几万人，规模很大，导致每个人的视角、眼光、接触的东西偏窄，有很多人不满足于当一颗“螺丝钉”。

“当时，和俞渭华他们一批出来的还有华为常务副总裁李一男，他出来做的‘港湾网络’引起很大关注，那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出去也可以再造一个‘港湾’，我们也行，应该出来试一试。”杨维全说。

走出去仍是一支“军团”

罗勇招聘员工只认“华为系”人马。在杨维全看来，华为的人有一个思维，就是总会想“不具备条件下怎么突破”。“军令只有一条，目标就是攻下城池，自己想办法。”杨维全说，这是创业者必备的重要素养。”

然而，这些人并非创业路上的独行者。相关数据显示，华为目前在职员工16万人，离职员工有12万人。自本世纪初，不少离职华为员工就开始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创业，创业领域遍布各行各业，并逐步引起业界关注。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出走者，尽管离开了“老东家”，但他们身上的华为精神并未褪色。他们甚至认为，深植于骨子里的华为基因是他们打拼的法宝，而“华为”这块招牌也给他们带来很多便利。

“行业内有这样一种印象：百度的技术牛，淘宝的电商牛……在巨头公司的经历对于创业者有很多帮助。”俞渭华毫不讳言。

罗勇也承认，在创业初期，很多投资方看重的是创始人的出身背景，相信从好的平台上出来的人素质会高，如果几个创业者做的是同业务的项目，“华为”背景自然会加分。

这甚至还体现在员工招聘上。在罗勇的“为有视讯”，他们招聘员工也只认华为系人马。在他看来，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已将十几万员工打造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军团”，从这里出来的人，不仅做事有条理、有方法、有视野，在流程管控方面也更加有经验。

“我们的团队，就是要延续华为精神，也打造成一支能战斗、会战斗的‘军团’。”罗勇说。采访之余，记者在“为有视讯”面积不大的办公区内看到，虽是周六上午，但基本全员到齐，开放式的办公环境下，年轻人埋头在一堆电线、零部件和方便面之间，认真地写着程序，华为的精气神扑面而来。

除了罗勇，离开华为多年的杨维全也觉得，自己的血液里依旧跃动着华为基因。

“华为内部每次开会都讲‘狼性’，变成现在的行业用语，就是突破能力和执行力。”在杨维全看来，华为的人有一个思维，就是总会想“不具备条件下怎么突破”。“很多时候大家说华为是半军事化管理，主要体现在执行一个任务时，军令只有一条，目标就是攻下城池，自己想办法。”杨维全说，这是创业者必备的重要素养。

如今，“葡萄生活”的发展战略也很像华为——“农村包围城市”。“华为当时做交换机，核心城市不让上，就去县里，后来大厂商开始觉得你可以，就卖到省会城市，再后来卖到欧洲、全球。我们也遭遇过类似境遇，也是在这种思维下实现了一步步艰难突破。”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如今，中兴、酷派等都已成为“葡萄生活”的合作伙伴，华为、三星、摩托罗拉等厂商也都在接触。

这些企业高歌猛进之时，近年来从华为出来的其他创业者也表现相当活跃，一批批优秀的企业犹如一支支华为“编外”军团，日益崛起。

一篇名为《中国互联网11个创业派系》的文章指出，2013年创办或新推出产品的华为系公司12家，涉及协同办公、移动应用、工具软件、生活服务O2O、电子商务、在线教育、智能硬件等领域，和之前集中于IT技术、通讯电子领域不同，近几年华为创业大军分布非常多元。

对此，俞渭华表示：“中国企业巨头会成为创业公司的孵化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英特尔培养了很多做芯片的人才，雅虎培养了很多互联网的人才，中国也是一样，大公司出来的人培养了不少人才，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未来这个群体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正在发力的前员工创业圈

“华友会”成立于6年前，最初是由俞渭华牵头成立的一个QQ群，方便华为的前员工们交流和聚会。然而，他没想到，一下子聚集了5000多人，在全国还成立了20个分会和6个海外分会。这些会员中，超过75%的都是创业者。

与此同时，一个由创业者自发形成的“圈子”，逐渐浮出水面，并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还有没有人上来？”人群中挤出一个人跳上台，“我是某某机构，主要投某某领域……”主持人凑过来指着他脖子上的胸卡，“有项目的同学们看这里，这是投资人，代表钱……”

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华为离职员工组织的“华友会”年度聚会。为了给“华友”们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借助年会平台，“华友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会组织一场项目路演。

“华友会”成立于6年前，最初是由俞渭华牵头成立的一个QQ群，方便从华为离职的前员工们交流和聚会，然而从朋友拉朋友开始，俞渭华没想到，到现在已经聚集了5000多人，在全国还成立了20个分会，此外，英国、德国、“两牙”（葡萄牙和西班牙）、迪拜、拉美、中东也有6个分会，而这些会员中，超过75%的都是创业者。

这种典型的“圈子”文化，如今在创业者中颇为盛行，腾讯有“南极圈”、“单飞企鹅俱乐部”，阿里巴巴有“前橙会”，网易有“离易”，金山有“旧金山”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圈子还颇受投资人追捧。腾讯离职员工群“南极圈”则直接商业化发展，定位为“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依托该平台，如今已是深圳易华知识产权有限公司CEO的“华友”朴宁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工作伙伴，还收获两个投资项目——“幻实科技”和“智能语意引擎”。目前，两个项目都已找到合作伙伴，其中“智能语意引擎”还和TCL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语控”电视。

朴宁如今很享受“华友会”的聚会。在他看来，“华友会”有点兄弟社团的感觉。这些离职员工在大平台工作过，对行业的理解透，操作能力和团队组织能力强，相当受投资圈青睐。“‘华友会’搞活动，请来的投资人除‘华友’外，也有很多如IDG、深创投等重量级嘉宾。”

不仅如此，依托“华友会”自身平台，俞渭华还开始尝试运作更多线下“华友”活动，目前已形成多个品牌。比如每年一次的大型年会，每年两次的“华友”创业论坛，每个季度一次的寻找“华友”合伙人专场，每两个月一次的“华友”精益创业投资对接会，每月一次的“华友”创业项目路演等。

接下来，俞渭华他们还将依托“华友会”品牌，打造一个专门为“华友”服务的“华路演”品牌，给“华友”们竭尽所能，提供最优质的帮助和服务。

如何进一步激活深圳创新动力

从华为出走的创业团队，成功率和知晓率并不是特别高，远低于“BAT”（百度、阿里、腾讯）出身的互联网创业者。但一位业内人士对“华为系”前景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两至三年内，华为系创业者群体将会整体崛起。”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今已成为高层冀望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之一。伴随着这些前华为创业者们不断的探索、总结，以及创业环境的不断改善，华为系的“创新圈”越来越大。

“两至三年内，华为系创业者群体将会整体崛起。”对于前景，一位业内人士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

然而，如何深度激发这些创业者的创新活力，让这些创新发展形成更广泛的带动作用，给年轻人更多的鼓励和启发，最终形成社会创新能力和进步机制的良性循环，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公开资料显示，华为出来的创业团队，成功率和知晓率并不是特别高，远低于“BAT”（百度、阿里、腾讯）出身的互联网创业者。

对此，杨维全将其一部分归因于华为长期以来锻造的企业文化。“在通讯领域乃至中国企业中，华为的大名无人不晓。但面对传媒，华为的低调同样无人不知，华为人这种低调、务实的企业文化，也导致其只会踏实做事，忽视品牌营销。也因此，出来创业的前华为人并不如互联网创业者那么被人所熟悉。”

“当时有几个华为出来创业的兄弟将产品做出来了，但在推向市场时遇到了困难，找到我帮忙。这让我意识到华友们在‘做’和‘卖’之间，还存在很多问题。”俞渭华建议，政府助力应搭建一些信息平台，不仅仅提供前期的投资，更要关注创业者的产品如何走上市场，帮助他们补上在渠道、营销上的短板。

对于这些，罗勇可谓深有体会。不久前，北京一家创业公司推出了一款和罗勇研发的“盯盯拍M5”设计创意高度类似的产品，该产品2014年6月才立项，今年4月推出工程机，尽管远落后于“盯盯拍M5”诞生一年有余，但因其背靠业内知名的天使投资人，在营销和渠道上少走了许多弯路，所以产品4月28日登录京东众筹后，上线24小时便收获众筹目标的80多倍款项。

“深圳企业的风格一般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北京的创业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找到钱再做产品。盯盯拍团队超过一半是研发人员，而北京那家企业超过一半是市场营销人员。”尽管罗勇理解，在“全民创业”浪潮下，有跟进者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但依旧倒吸一口冷气。

然而，在罗勇看来，这种“撞车”并不是最可怕的。作为初创公司，他们最怕的其实是互联网大公司所采取的硬件补贴策略，这种低价倾销的方式对缺乏资本的创业公司很不公平。

除此之外，创业者还期待深圳政府能有更多积极的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才储备问题。在杨维全看来，硅谷背靠斯坦福，而北京创业圈中有清华圈、北大圈，相比之下，深圳本土大学还没有形成实际上的影响，深圳企业的很多人才都要去外地招聘，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人才成本。

“深圳的创业基础建设还比较弱。”在杨维全看来，现在他们不仅要经常飞北京参加行业会议，连寻找资金有时也要跑过去，“北京不仅有红杉、IDG、君联、老虎基金等，还有徐小平、雷军、李开复等一些著名投资人，深圳要想在这些软环境上迎头赶上北京，还需要很多时日”。

■记者手记

名企“溢出效应”下的创新军团

经过30多年的城市发展，深圳诞生和培育了一批以华为、腾讯、中兴等在内的知名企业，其麾下员工人数众多，这些人才既支撑起企业发展，又深受企业文化的熏陶，在后来的人才流动中，逐渐聚集成新的生态创新创业圈，被坊间称为“腾讯系”、“华为系”等，成为深圳大众创新创业中的独特军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业系”出现？“华为、腾讯一直做行业第一，它们引领市场、发掘战略机会，会把你的视野带到一定高度。”这是“华为系”创业者杨维全的分析，“很多大产品最开始就是一个小团队在做，比如微信。你会相信几个人也可以做出很厉害的事情。”外部创业环境的“刺激”则促使一部分人从庞大机构中“出走”，自立门户。

没有简单复制老东家，这些创业者涉足领域广泛，他们在各种细分领域寻找机会。但这些成派别的创业者大都体现了老东家的特质，在团队建设、管理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其创办的公司多多少少会有老东家的烙印——华为系创业者的“狼性”和“低调”、搜狐系创业者的媒体敏感性强，百度系创业者更注重技术……

大企业成了创业者“孵化器”，带着大企业基因的创业者创造出更多企业，这种创新的“溢出效应”正催生越来越多创新发生。除了“华友会”不断在扩张，各“创业系”创业者组织人数也在增加。腾讯系创业者组织——单飞企鹅俱乐部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俱乐部在全球包括硅谷在内的11个城市都有设立分点。创业的“圈子文化”正悄然形成并辐射和影响更多人，甚至改变着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资源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