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遭遇的别样尴尬

尽管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命题，是2012年年底的事，但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在改革开放后出现过一轮。上一轮城镇化，体现在数据上，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20%跃升至50%以上——虽然这其中不乏相当比例的城市化“半成品”;体现在直观感受上，则是涌动在深圳华强北的外贸跟单员、东莞泉州大连的纺织女工、遍布各地的富士康流水线上的电子装配工、上海张江和北京中关村的IT民工……殊不知，这样的“繁华”背后背负着怎样的“尴尬”。

尴尬一:人的城镇化落后于房子的城镇化

城镇化后“睡城”、“鬼城”频现

当前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一些比较怪异的城市发展形态：一是“睡城”，比如北京的通州、天通苑、河北的燕郊等地，每天有将近30万人口在同一时间出城上班，并且又在同一时间下班回城，这对城市的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其实锁住这些人的只有住房没有相关的产业，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上班”有很大的区别。二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鬼城”——康巴什，投资50多亿元，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城市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但是街上的清洁工人比行人多。

城镇化推着农民“上楼”

近些年，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表面城市化率，搞大拆大建、推着农民“上楼”。结果，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房地产，缺乏产业支撑与市场吸引力的新城，出现“村村是楼房，处处是空房”的景象。有些已经“上楼”的村民，尽管生活方式改为了城镇生活，但是生产方式却没有改变，物业费、卫生费等这些新鲜的“词汇”，让很多农民朋友难以理解。

尴尬二:城镇化速度上来了，质量没保证

城镇化重“面”不重“里”

2014年3月16日，各方期待已久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中心思想。然而，很多地方都是城镇化速度上来了，质量却没人保证。以北京为例，北京曾于1986年对全市地下管网进行过一次普查，如今28年过去了，北京地上的城市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地下管网的信息还一直停留在28年前的模样。北京市排水集团管辖的77所泵站，有的标准还是当年苏联专家设计遗留下来的。每年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很多，但是真正的用到刀刃上的很少。全国每年几乎都在上演着“行人掉入井盖”、“因城市排水故障淹死人”等类似事件。

城镇化只为“造城”，不管其他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3.7%，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只有40%左右，这意味着有将近2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享受到城市最基本的城镇居民待遇。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全国2.6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却难以像城里人一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而很多已经实现城镇化的中小城市、农村，也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相应的配套设施、医疗保险都没有跟上，城镇化后，农民仍然一面“欣喜”，一面“忧愁”。

尴尬三：城镇化没让农民变成“城里人”，只变成了房东

东莞城镇化率超80%，农民变房东收入靠房租

“没有工作、靠出租厂房度日，每天几个人凑成一桌一边抽烟一边打麻将。”这是目前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十分普遍的现象。东莞的城镇化虽然也让农民的生活有了变化，但并没有把他们变成“城里人”，只是让他们从原来的种农作物，变成了现在的“种房子”。城市是有分工的，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有生产线，处理不同的东西，在社会上也是有分工的，和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不一样。看似衣食无忧的生活背后，无所事事，不求发展，潜藏着巨大的隐患。

中国目前北上广等地都存在农民变房东现象，“拆迁变大款”也是某些地区的真实写照。城镇化不是要一味的建城造房，城镇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农民要进城，但不能全都进城，更不能全都进大城市。所以农村城镇化最好就地城镇化，城镇化之前必须做好顶层规划，要能够在就地城镇化的同时产业化，培育出优势产业，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只有当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实现人口聚集，经济效益增进，居民收入增长，需求相应增加，从而支撑经济发展，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城镇化案例。

如何破解城镇化尴尬

就地城镇化——我国未来城镇化路径的可行选择

当前，我国已形成三种典型的城镇化模式，即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模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模式以及就地城镇化模式。前两种模式已探讨比较成熟，并有相应政策。但就地城镇化模式还未得到足够重视。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城市病开始凸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仍然吸引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地城镇化显得更为重要。就地城镇化不但有利于为返乡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效途径，也有利于缓解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病，更是推进城乡地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有力抓手。就目前中国国情，就地城镇化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化路径的可行选择。

城镇化：产业要先行

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关乎发展、关乎民生、关乎民心的系统工程，绝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一些地方为追求城镇化率，赶农民上楼，通过整理土地的办法将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短时间内造成城镇化假象，却由于没有产业支撑，新的就业机会没有形成，出现经济发展不稳定现象。所以城镇化需做到产业先行。有了产业，农民富裕，推进城镇化才能顺势而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扶植产业比“一窝蜂”、“一刀切”搞城镇化、社区化更重要。

城镇化发展需要教育支撑

现在谈城镇化最热的、跳得高的人群，都是在琢磨怎么从里边挣钱，而实际上中国要支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首先需要政府从前几十年的积累里掏钱出来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发展动力不足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发达国家为城镇化高潮到来做准备的时候，也都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教育投入量非常大的时期——达到GDP的8%，甚至10%，而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2012年才首次勉强达到4%的“及格线”。如果说，导致中国上一轮城市化的初级工业化只需简单的培训就可让来自中国广袤内陆农村的年轻人寻找到城市里的工作机会的话，那么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城市化，将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工业化转型相叠加——这意味着，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有着更高的技能要求。但遗憾的是，“农二代”们很多并没有受过比其父母更好的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培训、国民素质、教育体制，并没有为工业化转型和新一轮城镇化做好准备。所以，如果政府准备以巨额投入的模式来推进城镇化，第一就要先投在教育上。

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在探讨新型城镇化的定义：新型城镇化不应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是真正的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是为了让城乡之间的界限更明显，而是使得两者的界限尽量的模糊;不应是跟候鸟一样的人口迁徙，而应是家庭式的移民和农民工回归推动当地的工业化进程;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该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希望在全中国的共同努力下，真正的城镇化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