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厘清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和权力边界，探寻平台时代司法机关开展刑事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网安执法、公民寻求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互联网企业承担平台责任的方法和路径，6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犯罪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网络平台责任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

“由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尚属新罪，不仅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目前还没有本罪的判例，学术界至今亦未对其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而国家与公民时时刻刻都处在复杂的网络关系之中，故全面、透彻地研究本罪的相关问题，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法律责任与界限，从而有效地保护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内的全社会利益和网络安全，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谢望原在研讨会上指出。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该罪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符合刑法第286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行为。

这四种情形包括：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有其他严重情节。

2017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两高解释”第九条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值得关注的是，本罪的心理要素只能是直接故意，且本罪故意内容中不要求具有特定目的。要成立本罪，必须是行为人认识到了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即行为人需要认识到自己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以及拒不改正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谢望原进一步解释道，就作为行政犯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而言，当行为人确实因为不知道法律禁止、或者发生法律错误认识时，应该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判断或评价。

而且，在谢望原看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没有未遂。

“在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之前，即使行为人存在"致使大量违法信息传播"等事实，却因为监管部门尚没有提出"责令改正"通知而并不构成犯罪；而一旦监管部门提出"责令改正"通知，行为人仍然拒不改正时，就已经构成犯罪既遂。”谢望原指出，虽然在监管部门提出“责令改正”通知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改正之间可能存在某一时间期间，如监管部门限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一定期间内改正，但是这一限令改正的缓冲时间，仍然只是向成立犯罪方向发展的一个过渡时间；只有超出这一期间行为人仍然拒不改正才能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在此期间内已经改正，则不能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