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信息安全被高度注重的大背景下,浪潮、华为等国内厂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图为2013年1月22日天梭K1上市北京发布会现场大屏幕。

必须打破国外主机对国内客户的绑架

尽管有了国内重要IT软硬件及解决方案企业的抱团,但应用的兼容性仍然是浪潮最头痛的事儿。

长期以来,国外基础软件商交付应用的手段就是绑定其主机的方式,而K1显然动了他们的奶酪,“要取得他们的支持,事实上他们只需举手之劳。”　王恩东说,对于浪潮而言,国外基础软件商重要软件并不全部支持K1,事实上,这并不是技术难题,而是他们故意为之,这让浪潮很无奈。

由于技术捆绑抬高了进入门槛,直接导致国外品牌小型机在中国的销售价格是国外市场的三四倍。而国外小型机企业还以售卖软件和服务收费的方式谋取高额利润。据浪潮统计,在维保收费方面,国外小型机企业普遍采取“迭代式”服务收费。比如采购一台100万元的主机,前三年维保免费,第四年收取20万,第五年收取120万的20%,逐年叠加。而小型机服役期限一般5年～10年,用户在服役期内投入的服务成本,视服役年限不同达采购成本的44%～260%。此外,配套软件每半年升级一次,新技术一经推出就会用各种措施促使用户更新。如此高昂的运维成本让很多用户难以承受。

“必须打破国外主机对国内客户的绑架,浪潮义不容辞!”2014年1月,浪潮在北京召开的国产主机应用峰会暨“K迁工程”发布会上,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撂下这样一句狠话。

在通信领域,外企在中国的春天已经结束了

就在2014年的春天,跳槽热浪不光席卷了IBM中国雇员,沈力(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在爱立信工作的几个同学也开始考虑跳槽了。

“在通信产业这个领域,外企在中国的春天已经结束了。”沈力在华为长期从事通讯技术研发,目前在4G专利上,华为已经领先行业了。

“对行业标准的设定和执行,这是国产品牌崛起的必由之路,也有助于信息行业"去外商化"的推进。”沈力说,通信产业尤为关乎国家信息安全,所以近几年华为在开拓美国市场时屡遭刁难。

2010年5月,华为意图通过收购3leaf“特定资产”,一举获得关键应用主机芯片组技术,这笔交易一直到当年11月仍未提交到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可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投资交易)备案。最终,华为迫于压力放弃了这宗数额仅为200万美元的收购行动。

据沈力介绍,通信行业的关键是协议标准,以往我国都是基于国外设定的协议来建设通信网络,所以外商在设备采购中占的份额很大。随着国内厂商研发能力提升,目前国家主推的4G通信已经逐渐由国内厂商扮起了主角。

6月1日起,中国移动新的4G资费标准将生效,其背后的LTE技术标准给足了国内厂商发展空间。华为在2009年便与爱立信分享了全球首个LTE商用合同,“2G时代我们没什么专利,设备市场基本受爱立信等外商控制；3G时代初期我们开始增加专利上的投入。”沈力说,目前4G设备的市场采购份额中,华为、中兴两家厂商能占到50%,爱立信、贝尔、诺西占30%,一些国内中小厂商瓜分剩下的20%。这种市场份额的形成,得益于国家在通信协议上的顶层设计。

华为:“打C生产线”死磕思科

在华为内部,路由器生产线被称为“打C生产线”(C为思科英文名称Cisco首字母)。

“目前乃至将来十几年,中国都将是通信行业最大的新兴市场,如果国内的厂商不努力争先,那国家的信息安全将无从谈起。”沈力说,在通信领域,华为将核心路由器的老大美国思科作为了赶超目标。2004年,华为发布的10G路由器比思科落后4年；2010年,华为发布的100G路由器与思科追平；2013年,华为的400G核心路由器已在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泰国等地商用部署,成为该领域唯一可以规模交付使用的供应商。

“信息产业的发展就像一场擂台赛,没有足够实力随时会被人打下台。”沈力说,像华为这样的厂商在中国并不少见,有些公司甚至在成本倒逼下,开发出了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有些外商在硬件上的优势很难短期超越,阿里巴巴等国内的互联网企业没有像华为那样死磕行业老大,而是通过软件替代取得了不错效果。

近两年来,由于互联网市场的兴起,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开始动手DIY自己的信息基础架构,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里巴巴,其提出了“去IOE”,为此倾注了巨大精力。

“以淘宝的双11为例,这一天的访问量会剧增,服务器很容易崩溃。”沈力说,这种问题需要负载均衡来解决,负载均衡设备是一种性能优化设备,目前美国厂商F5是该领域的老大,但一台设备的报价都要在20万元以上,也只有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商才有能力承担外商设备的成本。

在运营成本倒逼下,阿里通过云计算实现了软硬件结合的创新,在杭州、青岛、北京等城市开设了多家全球对外服务的数据中心,能满足地区政府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创业公司对弹性计算能力和负载均衡服务的需求,此举也打破了F5在硬件领域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