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五、六月份的集中放号和业务落地之后，虚拟运营商陷入“集体沉寂”。尽管日前中国联通公布了首批获得正式商用资格的虚拟运营商企业名单，但也仅有蜗牛移动和爱施德两家企业在列。在这“七月流火、八月未央”的盛夏时节，有关虚拟运营商的话题并没有随着燥热的天气一道升温，外界的关注似乎也降至“冰点”。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随着业务的开展，虚拟运营商存在一个再认识的过程，重要的是摆正心态。

在虚拟运营商企业众生相里，有高调领跑的，有减速观望的，有埋头苦干的，也有犹豫迷茫的……到目前为止，19家获得虚拟运营商牌照的企业中，还有6家企业仍未放号，绝大部分虚拟运营商还处在试商用阶段。基础运营商对于正式商用的审核评估并非严苛，但目前仅有2家虚拟运营企业获得正式商用资格，部分虚拟运营商企业处在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

从国际虚拟运营商发展的普遍情况上来看，3~5年实现正现金流，5~7年实现累计盈利属于比较正常的发展过程。但据《中国电子报》记者了解，对于初入虚拟运营商领域的部分民营企业而言，“赚快钱”、通过转售牌照“讲故事”，从而达到短期盈利以及商业包装的心态依然存在。

“民营企业往往老板说了算，老板提出两年之内实现盈利目标，这样的话给运营团队带来的压力就会非常大。这个领域本身不是‘挣快钱’的地方，并不是搞个资费套餐网上一挂，通过快递公司把卡一发，钱就挣进来这么简单的事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虚拟运营商人士这样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急功近利的心态还影响到诸如用户发展预期、商业模式等基础性工作研究方面。据《中国电子报》记者了解，有虚拟运营商内部曾制定了今年发展百万用户的目标，而自发牌到现在过去半年的时间，目前整个虚拟运营商市场中友好用户总量也只有20万人左右。

业界看来，部分虚拟运营商发展遇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用户资源，或者说是缺乏对于用户发展这类基础性工作的深入研究。自有业务用户不同于转售业务用户，特别是在现有的批发业务价格“倒挂”情况下，从原有业务用户转变为转售业务用户远非像此前想象得那么简单。

在部分虚拟运营商企业设计的“剧本”里，业务的粘性可以使自有业务用户自然转换为转售业务用户，但现实的问题是，没有用户基础，没有渠道资源，没有补贴实力，用户凭什么使用170号卡?不是所有虚拟运营企业都具有爱施德、迪信通那样的线下渠道资源和用户资源，也不是所有的虚拟运营商都具备京东、阿里那样的线上渠道资源以及用户补贴力度，而在本身不具有用户基础之外仅仅依靠移动转售牌照“讲故事”，那毫无疑问是筑建空中楼阁，转售业务真正落地的困难也很大。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市场经营研究部主任许立东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处于起步阶段的虚拟运营商出现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不可避免，随着业务的开展，无论对于虚拟运营商老板还是企业而言，都存在一个再认识的过程。“重要的是虚拟运营企业首先要摆正心态，并需要加强对于基础工作的研究和重视。”许立东说。

角色、定位难厘清

民营企业也有“山头”，如果转售业务发展遇到困难，那其他部门配合的积极性也会出现问题。

对于部分虚拟运营商而言，基础运营商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角色的变化也使虚拟运营商面临决策上的困难。

比如一些虚拟运营商之前便是基础运营商的合作伙伴，通过销售基础运营商的合约计划方式可以很好地生存。而在获得转售牌照后，这些企业会考虑为什么还要“费劲”去售卖自己的170号卡。按照此前的“愿景”，销售自己的号卡可以从战略层面使得虚拟运营商可以达到掌控用户，从而开展增值业务的目的。许立东指出，对民营企业而言，大部分增值业务是十分薄弱的，有时不得不通过收购的方式来开展增值业务，但这也给企业带来了成本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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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掌握用户消费行为方面，据《中国电子报》记者了解，由于虚拟运营商并不拥有网络，同基础运营商的网络对接目前只是简单的传送话单，具体的计费点等详细数据仍然在基础运营商的网络中。也就是说一个用户具体打了多少电话，使用流量的具体方式等消费行为目前虚拟运营商仍无法掌握，至少在现阶段虚拟运营商还无法做到精准地掌握用户。尽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和推动有关虚拟运营商同基础运营商计费系统接口方面的行业标准，但因涉及到三大运营商的计费体系以及各方面的利益博弈，能否最终成型尚不得而知。

另外在IT系统对接方面，由于不同的基础运营商的系统集成形式各不相同，使得虚拟运营商在同基础运营商的计费系统对接上也存在一定挑战，特别是同两家或者三家的基础运营商合作时，在计费系统搭建以及同基础运营商系统对接方面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一名从事运营商IT系统对接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在系统对接方面，最大的挑战在于预付费业务的实时扣费。“因为这需要虚拟运营商的计费网络实时不断地同基础运营商的网络进行互联，基础运营商计费系统还要跟自己的网元、交换机不断地进行交互，对于自建计费系统的虚拟运营商而言，属于系统建设难点。”该人士表示。

另外，对于虚拟运营商自身而言，转售业务相当于虚拟运营商整体业务的一个子模块，需要嫁接在现有业务模块的基础之上，但目前大部分虚拟运营商在转售业务的基础之上往往又成立了转售公司和转售事业部，成为平行的业务关系，这也给虚拟运营商在自身业务发展上带来了难度。“不光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有‘山头’，如果转售模块发展得好，大家都有钱花那相安无事，但如果转售业务发展遇到困难，那其他部门配合的积极性也会有问题。”一位虚拟运营商人士坦言。

“批零倒挂”仍是最大挑战

今年下半年，基础运营商很可能还将继续下调资费，虚拟运营商面对的竞争压力将愈发加大。

在批发业务上，“面粉”贵于“面包”这个问题一直是虚拟运营商发展的起步阶段很难绕过去的一道坎。目前国内虚拟运营商领域面对的最直接的挑战也正在于此。特别是随着基础运营商加大4G业务推广力度之后，虚拟运营商的号卡业务在价格方面较之基础运营商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

“虚拟运营商从基础运营商获得的批发价格普遍较高，尤其随着作为市场上的新进入者，如果价格上毫无竞争力，那开展经营确实会比较困难，在发展用户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一定的财务压力。而随着4G竞争的加剧，估计今年下半年，基础运营商很可能还将继续下调资费，虚拟运营商面对的竞争压力将愈发加大。”Strategy Analytics无线运营商战略高级分析师杨光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据了解，为解决虚拟运营商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工信部每月会不定期召集基础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开会。“批零倒挂”的问题曾多次在会议上被提出，但基础运营商以“这由产品成本决定的市场行为”为由拒绝降价。

“‘批零倒挂’现象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电信市场上相对开放竞争的下游领域与相对 闭垄断的上游领域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应该有赖于更为宏观的产业结构顶层设计以及国资改革的推进，这肯定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杨光说。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运营商人士对此表示认同。“对于基础运营商而言没有降价的动力，对于商业合作前提下的市场行为，监管部门如果直接干预价格也有违电信资费市场化的初衷。基础运营商也在考虑价格调整，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每一个点的调整意味着自己‘割肉’。”该人士这样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为缓解“批零倒挂”现象，杨光建议监管部门进行一定的干预，比如对批发价格调整或重新协商的周期做出一定要求，使虚拟运营商获得的批发价格可以跟得上基础运营商零售价的下调速度。杨光还表示可以考虑引入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较为成熟的MVNA模式，允许MVNA企业聚合多家MVNO的业务需求，提高与基础运营商的议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