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就《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收集他人电话号码并传播、向其发送短信，未经接收人同意发送商业性短信等活动都属违规。（相关消息见A10版）

乍一看，意见稿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垃圾短信”一词，但从用户号码收集，到短信内容发送，再到违规认定都有涉及，并有配套惩治措施，貌似很完善，这也是为什么被媒体认为工信部下狠招的原因所在。可仔细研究该意见稿后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运营商责任在这部新规中是缺位的，一个缺乏对运营商责任界定的整治垃圾短信新规，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显然让大家存疑。

如何遏制垃圾短信泛滥？央视的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3·15晚会”都曾经报道过，指出垃圾短信之所以屡禁不止，与运营商利益深涉其中有直接关联，甚至一些运营商员工，为完成业绩考核“助纣为虐”，公开参与到垃圾短信发送活动中，成为垃圾短信链条最核心的一环。去年，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直言，运营商对垃圾短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运营商作为电信基础服务提供商，作为一家企业，或许不应该将垃圾短信的板子都打到它身上，但作为垄断型国有企业，作为短信服务提供商，无论是从社会责任，还是法律责任上，它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说白了，垃圾短信的根源还是在运营商身上，如果他们不给垃圾短信提供通道，垃圾短信又如何能落地？

当然，我们不是说运营商要对每一条短信尽审核义务，但作为大数据拥有者，作为基础服务提供商，运营商很容易判别出哪些短信是垃圾短信，也很容易做到追根溯源，问题是在利益面前，运营商愿不愿自断财路。而事实恰好证明，仅靠运营商“道德的血液”远远不够，既然如此，这一部运营商责任缺失的法规，我们对其也就无法抱太大的希望了。

其实，整治垃圾短信说容易也容易，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垃圾短信背后的利益联盟。在这个链条上，运营商无疑处于顶端的位置，是受益最大、也是最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机构，如果他们只是“出工不出力”，整治垃圾短信只会是一句空话。试想，如果按照意见稿的思路，以监管短信发送主体为核心，电信管理机构恐怕扩大十倍都管不过来。无论是从法律责任，还是从方法论上看，要想根治垃圾短信，运营商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立法被地方政府利益绑架，部门利益“潜移”到法条中，官员利用法定程序推脱责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工信部的这份意见稿，显然多少也有保护“亲儿子”三大运营商的意思。十八届四中全会描绘了“法治中国”新蓝图，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防止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化，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