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美国商务部、中国商务部、中兴通讯先后发布了一份声明：

美国商务部：中兴通讯公司等中国企业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因此，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等公司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兴通讯：1、作为深港两地上市的全球化公司，中兴通讯致力于遵循国际行业惯例及所在国法律法规；2、中兴通讯一直以来积极配合美国所有相关机构的调查，并将继续保持合作态度，同时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致力寻求尽快解决事件的方案。

看上去中兴像摊上了大事，因为限制采购就意味着美系供应商将集体给中兴断货，其中包括高通、康宁、NXP、Skywork等。这对以通讯设备和终端为主业的中兴来说，几乎算得上灭顶之灾。

但是，事情没这么简单。

　　一份机密文件

2012年3月，据路透社报道，中兴与伊朗电信公司TCI于2010年签订了一份价值为1亿3千万美元的销售合同，其中包括了一套强大的监听系统。而在这套系统中，分别有来自微软、惠普、甲骨文、思科、戴尔等美国公司的技术和元件。

由于当时的伊朗和美国的关系十分恶劣，后者便对前者采取了贸易制裁。所以，理论上中兴提供给伊朗的这套系统便属于禁售产品。很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便介入调查。

据中兴一位名叫Yablon的在职法律顾问披露，在他看到的合同上，中兴的确尝试通过空壳公司——八星北京——向TCI出售美国禁售产品。

另外，Yablon还允许FBI进入他的电脑进行取证，随即，一些中兴的内部文件便被提取并公开。其中便包含一份在2011年9月2日，由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亲自签署的《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

图片来源：@汪泽其

在这份报告的“现状”部分，中兴指出：

目前风险最大的是伊朗的在执行项目。

2010年6月联合国通过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虽然制裁本身并不针对民用通讯业，但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更重要的是美国在2010年通过了《全面制裁、问责及撤资伊朗法案》，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强度，各国银行业的风险控制也加大了我司的融资难度。

我司在2010年底与伊朗客户签订了四方项目合同，采取的是半隔断方式，即由我司向客户供应自产设备，我司的合作企业向客户工业美国敏感外购件（同样的项目，F7指定了一加独立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双方合同）。

我司合作企业自身资信及能力较弱，执行项目难度较大，造成目前其绝大部分执行工作都是实际由中兴通讯在做，没有较好地起到隔断风险的作用。

在“其他风险”部分，中兴还特地指出：

我司的转出口行为，特别是针对伊朗项目，有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潜在可能，如被列入黑名单，我司将面临美国产品供应链断掉的风险。

如你所见，如今一语成谶。

不孤独的中兴

当然，中兴绝非个例，这样的事件在全球范围内俯仰即是，甚至在中兴自己的这份机密文件中也有举例：

2011年1月26日，深圳驰创公司董事长吴振洲在美国被美国法院以非法对华出口美国国防物质的罪名，判处8年监禁，同时驰创被禁止从事出口交易。

2011年5月24日，美国政府将3家向伊朗出口管制设备及技术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而与中兴事件最为接近的莫过于，同样是通讯公司的爱立信，在2012年将违禁的电信设备出售给同样被美国贸易制裁的古巴。为此，爱立信支付了175万美元的罚款。

根据最新消息，中兴已经派遣工作组赴美进行谈判，最终的处理结果尚未可知。但值得注意的是，时隔4年之后，为何美国要在此时突然采取行动呢？对此，雷锋网记者采访了数位业内人士，得到的反馈均与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有关。

“制裁之后，给中兴供货的美系供应链厂商必然遭受损失，从而波及财团对己方议会成员的支持。”

由此可见，中兴俨然成为了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炮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兴的内部人士也同样持这种说法。

不仅是供应链危机

由于在美国商务部的声明中，并没有限制中兴在美国的销售行为。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暂时拿不到美系供应商的元件。但据资深业内人士向雷锋网记者透露，实际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中国有很多代理商，中兴不会拿不到元件。就类似洗钱，多转几道而已。”

“深圳山寨厂商的元件都是走代理。大代理的量都很大，只要有利润，中兴就能拿到元件。”

“但中兴的终端想在美国卖就有些难办，因为它（中兴）无法解释元件来源。”

据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曾学忠公布的数据：在2015年，中兴智能手机的总出货量为5600万，其中在美国的出货量就达到了1500万。因此，相对于供应链危机来说，中兴更为焦虑的可能是超过26%的终端市场该如何处理。因此，这次谈判对中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雷锋网记者也将持续关注此事的后续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