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中，“本质的关系是，工人不占有产品中的任何份额，他同资本家的交换，不是使他能分享产品，却是根本排斥他去分享产品本身”——这些“分享”理论可成为研究当今物联网的重要资源，也可以成为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精神的重要视角。

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来自科技革命与创新所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变和转型。当下蓬勃发展的物联网生产方式，正在推动“消费时代”向“分享时代”转型。与消费时代相伴的是理论上的“De-”时代，即解构（deconstruct）一切的时代；而分享时代正在推动理论走向“Re-”时代，即重建（reconstruct）的时代。笔者曾用“审美生产主义”描述“消费时代”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指向，现在用“审美分享主义”来勾勒物联网“分享时代”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指向；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共享”的统一，乃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也构成了基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美学思想的基本点。

“分享主义”主导“物联网”价值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是一个表述新生事物的新词，2010年前后西方学界才开始出现探讨物联网的理论著述。《周易·系辞》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大抵可用来概括当下全球物联网相关认知状况：电商、移动支付、免费软件、免费Wifi、Uber、滴滴打车、自媒体……凡此种种与物联网相关的新生事物，全球“百姓”皆在“日用”之，但却“不知”其中之“道”，而研究物联网之“道”的中外“君子”们，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美国物联网专家凯文·凯利的《必然》一书用12个关键词概括物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之一就是“共享”（sharing），并提出与之相关的“网络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和“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socialism）的概念。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出版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物联网、协同共有与资本主义的黯然失色》（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把物联网经济称为“分享（sharing/sharable）经济”。由是，我们可以把这种能够体现物联网之“道”的“分享（共享）”价值原则概括为“分享主义”（Sharism）。

里夫金指出，主导物联网的“分享价值”（sharable value）、“使用价值”（use value）将逐步取代主导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利润将随之枯竭，资本主义也将随之灭亡——这与马克思的分析存在相似之处：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段话出自马克思“伦敦手稿”，该手稿还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分享”，“一开始就包含着单个人分享共同的产品界”，“生产的社会性”使“个人分享产品界”。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中，“本质的关系是，工人不占有产品中的任何份额，他同资本家的交换，不是使他能分享产品，却是根本排斥他去分享产品本身”——这些“分享”理论可成为研究当今物联网的重要资源，也可以成为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精神的重要视角。

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共享”精神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及1980年代以来中国“实践美学”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宝典，而他们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对手稿的整体语境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偏离。“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黑格尔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之说，而马克思讲的是“私有财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而当“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后，“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一种“可分享性”（sharive)占有，而资产阶级对财富的“占有”的特点则是“排他性”（exclusive）。

“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所获得的享受是一种“社会的享受”——康德美学的“共通感”实际上对此也有所揭示，“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与康德所谓审美“非功利”也有相关性，而跟康德等西方美学家的重要分野在于：马克思始终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来讨论这些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美学”把“自然人化”等只言片语从“私有财产的运动”这一基本语境中抽离出来而加以孤立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显然有所偏离。

从“剩余价值（自由时间）流转”角度对“私有财产运动”加以深入考察，标志着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成熟——对于其美学思想来说同样如此。“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非劳动阶级独占“自由时间”，使自身艺术天才获得发挥；劳动阶级分享“自由时间”的权利被剥夺，从而也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他们的艺术天才因此受到压抑——而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非劳动阶级对自由时间占有的排他性被扬弃后，“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广大群众曾被压抑的艺术天才随之得到解放和发展。

马克思把作曲等艺术视作“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的生命表现”：“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美学家卡西尔有相近分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不重复和重构一件艺术品借以产生的那种创造过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件艺术品”——欣赏者发挥出自身生命创造力，才能真正获得真正的美感享受，这种美感享受既是对欣赏者自身生命创造性（生产性）的一种证明和肯定，同时也是对创作者所物化在作品中的生命创造性（生产性）的一种证明和肯定。私有财产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不过是人的劳动或人的生产性力量的物化形态而已。在此意义上，艺术作品当然也是一种财富，其可分享性与生产性的相互提升，可以说，正是一般社会财富的可分享性与人的生产性相互提升的部分体现——而这构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正面经验基础——不再谈“共产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显然偏离了这一基本精神。

从中国当下状况来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重大命题，习近平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共产主义将“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自身实践经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性发展，在国际共运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这也可以成为“审美分享主义”建构直接的理论基础，从美学角度推动社会主义“共享”理论研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