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诸如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等有益尝试外,中国还开始直接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重大事项决策。随着中国更加广泛和主动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实践,全球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

中国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革的底气,最终需要来自技术、标准、基础设施、接入设备、关键应用和核心能力的支撑

9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中美作为两个网络大国,应该加强对话和合作,对抗摩擦不是正确选项。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加强案件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探讨推动制订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设立热线电话。

对于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声。

在2014年11月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就曾致信提出,各国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针对习近平有关讲话,中美专家均表现出极高的关注。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与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安德鲁近日在博客发表文章说,中美就网络安全的对话是“一个受欢迎的进展”。

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俞晓秋则表示,世界各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竞争,但同时也具有共同利益以及相互合作的现实与未来空间,“中美只有相互尊重,重视彼此关切,在网络安全领域不搞对抗、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才有助于两国整体关系平稳、良好向前发展”。

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边缘位置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称,2014年,监测到仿冒我国境内网站的钓鱼页面99409个,涉及IP地址6844个。在仿冒我国境内网站的境外IP地址中,17.7%位于美国,15.2%位于中国香港,1.8%位于韩国。2014年监测到境内被植入后门网站40186个,向我国境内网站植入后门的IP地址中,19168个位于境外。这一数据显示,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

“互联网治理和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也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俞晓秋直言。

自美国“棱镜门”事件曝光以来,国际社会对制定相关国际规则、加强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　

巴西和德国呼吁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关保障隐私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网络空间,两国共同提出了“数字时代的隐私权”决议草案,在2013年12月1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得到通过；

印度表示愿意与巴西分享网络安全技术,以帮助巴西应对美国及其盟国进行的间谍监控；

对此,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赵泽良曾就新形势下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提出四点倡议:立足于开放互联、坚持依法治网、相互尊重信任、加强对话交流。要大力加强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政策、标准方面的对话交流,多一些协商合作,少一些规则障碍。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和意识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做法,相互取长补短。大力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处理和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交流合作。

事实上,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可以追溯至2003年的全球信息社会峰会突尼斯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国际社会首次就互联网是否要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一讨论的结果推动了联合国秘书长设置互联网治理工作组。　

据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网络空间安全与治理方面研究的复旦大学副教授沈逸介绍,网络治理工作组在2005年提交的报告中,对互联网治理当时的状况做了简要评价,其中指出了诸如缺乏有效机制保障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缺乏有效机制来解决跨国犯罪等问题。

“随着网络空间的治理逐步发展,目前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的基本现状是,美国占据显著优势位置下的不均衡发展。”沈逸进一步解释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连同那些掌握在它们手中的公司与组织,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占据中心位置,以大量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处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边缘位置。

在沈逸看来,从现状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整体架构呈现显著的不对称相互依赖特征,所有国家和行为体在整体上对网络存在显著的依赖性；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制度、战略、政策能力等综合优势,占据显著地位,敏感性强而脆弱性较低；发展中国家对网络空间的依赖则是典型强敏感高脆弱,作为数据主要提供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相匹配的收益,在网络空间面临被边缘化的局面。

中国逐步登上全球治理舞台

据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介绍,美国拥有网络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不过,近年来,美国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地位不断受到挑战。“很多国家希望打破美国的控制局面,至少在规则制定上不要由美国一家说了算,包括网络治理、国际合作等。”汪玉凯说。

在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就“网络安全”问题各有发声。9月9日,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率公安、安全、司法、网信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务卿克里等人举行会谈。分析人士认为,这说明中美的谈判已进入务实阶段。

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两国合作点而非摩擦源,美方一些人应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中国正在逐步登上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舞台。

“近年来,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全球新兴的网络大国,中国正在加快融入并尝试重塑国际网络空间治理新格局。”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暨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网络安全管理与信息产业发展”方向首席专家王世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早在2011年的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就与俄罗斯等国共同起草并提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倡议——《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这是中国在联合国层面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框架的有益尝试。

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衠介绍说,2014年6月23日召开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大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了互联网迈向全球共治时代的“七点共识”,倡议通过建立彼此互信,达成全球统一的行为准则。3个月后,在首届中国-东盟网络空间安全论坛上,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鲁炜在开幕式上提出,中国与东盟要加强互联互通,深化网络空间合作,并提出了中国网络空间理念——网络空间既要互联互通,也要尊重主权；既要加快发展,也要确保安全；既要提倡自由,也要遵守秩序；既要自主自立,也要开放合作。

“除了诸如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等有益尝试外,中国还开始直接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重大事项决策。”王世伟说,2015年1月,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选举新一届联盟委员会成员,在20名新委员中,中国有两人当选,其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是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唯一的政府官员代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是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唯一的私营部门代表,“这一系列重大的突破表明,随着中国更加广泛和主动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实践,全球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合作机制

在业内专家看来,中国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上,可以更有作为。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规制研究”的研究人员,张衠表示,我国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竞争,推进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就必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在承认“网络信息主权”的基础上,发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作用,推动建立一个各国广泛参与、公正合理的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机制。

“在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中仍然是最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表现为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各关键领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沈逸说,这种弱势覆盖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还有网络空间各个关键应用领域。应对这种全面的挑战,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从短期、中期、长期出发,形成完整的战略发展路线和愿景,从而有效、系统地应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做出全面的回应。

沈逸建议,从技术和应用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革的底气,最终需要来自技术、标准、基础设施、接入设备、关键应用和核心能力的支撑。

“中国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的变革,必须在话语和符号塑造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棱镜’项目的曝光,美国追求网络霸权的战略遭遇批判。我们应该把握契机,从顶层设计入手,推进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工作。政府应吸纳国内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和专家,开展中国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与关键基础数据调研,充分了解发展现状以及具体的困难与挑战。”沈逸建议,参考美国经验,在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工信部、公安部等相关机构,设立网络空间事务协调会议,依据国家战略,协调各自工作,共同推进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建设；鼓励中国国内学术机构,围绕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开展跨国研究,从理论上丰富和完善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内涵,并提供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