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有数据统计,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网民被泄露的个人信息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其中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被泄露过,包括网民的姓名、学历、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及工作单位等。在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上,82.3%的网民亲身感受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给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容易,可能泄露的渠道也更多。如迅猛兴起的快递行业,几乎涉及到每个家庭,特别寄件人的信息登记备案即实名制,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这项制度让人普遍担忧。其实,即便是快递没有实名制,收件人的信息同样可以发生泄露,任何一个商家都有相当庞大的客户信息,快递企业也同样持有。

而这仅仅只是公民信息泄露一个类型的渠道,当你生孩子有人推销母婴用品、买了房子有人推荐装修、汽车就会有人推荐保险,诸如此类如此精准的信息运用,想必信息的出处会显得相当“专业”。毫无疑问,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每一次提交的真实个人信息,都可能构成泄露的源头,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等等,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处不在,这恰恰表明我们生活在个人身份信息无险可守,充分暴露的时代。

对于公民身份等信息泄露,很多人都把原因归咎于立法滞后,身份信息违法交易成本低,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信息安全保护责任模糊等等。的确,这也是重要原因,折射出社会管理跟不上社会发展,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步伐。推进信息安全防范、信息数据违法犯罪方面的立法,形成体系,让公民信息受到法律的保护有充分必要性。但是,法律法规从来都是兜底的制度设计,如果这些法律法规用以约束和惩处的不是少数现象,则意味着徒有法难依的困局不可避免。在现有条件下,信息泄露渠道太多,信息交易很隐蔽,公民主张信息安全权益,必然导致执法、司法的成本太高,“追鸡杀牛”始终都是治理的下下之选。

当下公民信息安全的困境,其实是信息在“裸奔”,最有效、最好的办法,是给公民个人信息穿上“衣服”,即从技术上给信息加密“上锁”或者设计防火墙。比如,个人信息压缩编码制度,统一由公安户籍机构管理数据,提供商业、公用认定、备案等服务,设计数据识别、运用的权限,避免信息数据暴露、减少数据中间环节的堆积、实行识别持有分离等等,在满足基本信息运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加大实现信息加密、堵塞泄露途径。

维护公民信息安全,要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安全法治与信息安全技术防范,都应快速随之进化,“两条腿”一起走,才能提高公民信息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