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国际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王逸舟在其1994年发表的论文《试论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科技先进国家和地区如何处理同科技后进甚至与科技无涉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落后就要挨打或者被“托管”吗?王逸舟描述了一个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的国际关系时代。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已经认识到科技对于国家权力增长和国际体系的影响。譬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观从生产、安全和知识的角度探讨了科技对权力增长方式的影响。尤其是，军事科技对国家力量、国际体系的影响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和战略家的重视。例如，核技术大大增强了一国的国家力量，而核武器的出现也成为平衡大国间战略关系的重要因素，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大局势。

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根本上是科技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学界关于“科技与国际关系”这一话题的讨论延续已久，那么人工智能相比于其他科技有怎样的区别?今天，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的到来或让国际关系走向一个更加混乱且不平等的时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国家间力量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将继续加剧。科技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往往掌握在个别强国手中，国家间实力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在大国与小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大国的“进攻性”或将被唤醒。人工智能使科技大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执行更具优势，这或将刺激大国追求权力最大化。这一系列可能发生的变化将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带来怎样的影响?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力或将继续衰落，相比之下，现实主义理论的地位或将继续上升。另一方面，在现实主义理论范畴内，进攻性现实主义或将重新受到理论界重视。

人工智能的本质

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人工智能本质上仍是一种科学技术，但各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是非常广泛的，如量子科技、基因科学、航天科技等。但是，人工智能竞争相比于其他领域的科技竞争，其地位和角色有其特殊性。首先，人工智能竞争的全局性。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场景丰富，其带来的不仅是国家某个领域的受益，而是囊括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多个领域的全面升级。其次，人工智能竞争的革新性。人工智能相比于其他高新科技具有“自我学习”的特点，其带来的发展效益将是突破性的。因此，由于这种全面性和革新性，各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或将带动在军事、经贸、科技等各个方面的竞争升级。最后，人工智能竞争的战略性。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评估、决策和动员，不仅需要社会多方协作，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关发展战略，统筹规划发展进度。因此，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局限于企业竞争或是政府竞争，而是在国家和社会战略层面的重大博弈。因此，人工智能给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国际体系带来的冲击将与其他科技有所区别。这种特殊性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自由主义的衰落与现实主义的回归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强调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和制度化现象。冷战过后，受国际大环境影响，相互依存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等自由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而现实主义却因为过于强调冲突而被许多学者质疑和批判。然而，现实政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趋势。随着科技成为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强的影响因素，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或继续变革。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或使自由主义理论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力走向回归。

首先，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更加强调权力与国际竞争。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革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十分迅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方向，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效率、社会的综合治理水平、国家的国防安全建设等。人工智能涵盖内容之广泛，变革影响之深远使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创新，而是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技术，人工智能也必然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关键战略性要素。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到，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的确，人工智能处于大数据技术的最高领域，并具有相当广泛性的应用领域。诸多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革命将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并重塑各个国家的竞争力与全球地位。因此，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未来性”科技，将促使国家的对外行为更加强调权力博弈与国际竞争。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由于“人生而自私”的人性观，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为权力而斗争。并且，每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都将争先恐后地增强自身国力，而其他国家都将视其为对自身的威胁。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或将加剧国际关系中的混乱与不平衡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的对外战略将更加强调权力斗争，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将更加浓重。因此，现实主义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或将更受重视、更有地位。

其次，人工智能带来的国家实力分化将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冲击。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前沿性、战略性高新技术，将让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力量格局迅速分化。当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加大，大国愈强，小国愈弱，天然乐观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否持续?答案或许是否定的。第一，全球化受阻，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将使更多的人类劳动被取代，诸多大国或将不再依赖他国的劳动力资源，而是转向利用人工智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生产中的“自给自足”。国家间产业与就业的转移将减少，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也将减少，这一趋势将阻碍下一个阶段全球化的发展，也将降低国家间相互依赖性程度。因此，更具“悲剧”色彩。强调权力的现实主义理论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或更具解释力，国际关系学者也将更积极地关注现实主义理论的回归。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重新受到重视

除了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的此消彼长外，现实主义理论内部也将出现类似的趋势。现实主义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涵盖了诸多流派的庞大理论家族。大致看来，现实主义理论可以分为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假定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生存和安全，权力是获得安全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并且认为国家倾向于采取进攻性政策。

如前所述，国际体系的变化将影响国家对外战略选择，这也将间接地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地位的消长。譬如，在一战后，威尔逊理想主义曾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二战结束后几十年的冷战期间，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主要是由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比较适应冷战时期国家的对外战略需要。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国际竞争态势的日趋激烈，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前沿性、战略性技术，其带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大国发展规划的方向，也在影响着各大国对国家利益、国家行为、国家实力、国家间竞争的认知。在竞争激烈化的国际背景下，国家的对外行为或变得更具“进攻性”，国家对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认同感下降，国际权力或将成为重要的竞赛目标。由此可见，在未来，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将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