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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将挑战我们思考经济的方式

责任编辑:王李通 作者:罗敏 沈晴 |来源:企业网D1Net  2015-05-22 09:23:25 本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5月20日第一财经“财经名人谈”现场,学者就互联网是否实质推动了经济发展、劳动力资本将在未来资本中占据怎样的地位等话题展开讨论

[未来我们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更加无形的东西,更难衡量,这意味着,如果要理解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需要理解人类,需要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的想法。]

[如果未来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主导我们经济的财富分配状况将有很大的改变。更多人享受教育,更多人有技能与创意,更多人可以在家里参与生产过程。经济学也要改变。]

[今天的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也是互联网给我们的冲击,以前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天关键在知识的生产率。]

美国近些年是否仍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信息技术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对经济有那么大的推动作用?5月20日第一财经“财经名人谈”现场,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大停滞》作者泰勒·考恩首先抛出了这样的话题。而他自己的回答是,既悲观,又乐观,“乐观和悲观之间,需要一些平衡。”

泰勒·考恩目前任教于乔治梅森大学,并主持该校知名智库MercatusCenter。他同时是著名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Revolution)主笔,他的博客在全美经济类点阅率的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话题由他在中国的简体版新书《大停滞》开始,泰勒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放缓,这可以由收入、就业、教育等方面得到验证。

“上世纪50年代,穷人的收入提升了很多,中等收入水平也上升很多,这对美国是黄金时代。60年代更好,上升更快,最为受益的是最底层的人。到八九十年代,主要的五个经济组收入都在下降,2010年,还在下降。”泰勒说,这十年其实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技术带来革新发展,但从生产力角度看进展是如此缓慢。“看一下过去25年的美国,可衡量的生产力总量其实在往下走。”

就业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近十年,没有任何新增岗位。”同时,泰勒认为,尽管创新催生了非常高效的公司,技术应用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譬如到一个新的医院,我还要填写很多病历表格,一般都不会填写电脑表格,这是一个老套的系统。我们的技术是成熟的,但系统是过时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我很懊恼,也非常尴尬,但我们意识到它的老套,这就是改变的开始。”

泰勒随后比较了两代人的生活改变。“上世纪20年代,我外祖母生活的时代,美国就像现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很少人能高中毕业,很少人不在农场生活。没有马桶,很多家庭没有车,没有抗生素,没有疫苗,没有电视,没有各种家电,没有飞机……外祖母50岁的时候,抗生素出现了,有疫苗,大部分人高中毕业,有车,有很好的房子,有电,他们不是富人,但过着富足的生活。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泰勒说,就通讯而言,电话在当时对于生活的变革,比智能手机现在带给我们的变革大得多。“如果从享用的物质来说,我小时和今天的生活相比,没有发生我外祖母那样大量的变化。”

关于互联网是否实质推动了经济发展、劳动力资本将在未来资本中占据怎样的地位等话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张军,科技学者、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涂子沛随后参与了圆桌讨论。论坛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宇东主持。

经济稳定性是成功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杨宇东:泰勒·考恩教授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支撑他的主要的观点,即美国近三四十年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五六十年代的增长曲线非常陡峭,但到七八十年代是趋缓的。所以他从GDP增长、就业、居民家庭收入等因素分析,这些年来科技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显著的拉动作用。张军教授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你怎么看待泰勒关于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时期的观点?

张军:去年我读到一篇论文,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的《回归到均值》(RegressiontotheMean),非常有趣,文章的意思是,这一两百年,全球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因为个别经济体爆发增长,会把数值拉上去,但时间不会很久,过了十年二十年,又会回到均值。战后经济增长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经济的奇迹。但是从最长远的平均的增长率来讲,从来没有超过2%。

美国从建国到现在,平均增长率在2%~3%之间,没有到6%~8%。我们说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长率百分之七八的样子,美国没有达到过。但是有一点是新兴市场国家很难看到的现象,就是美国可以长期增长,增长两百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即便2%、3%的增长,长期积累,人均GDP也会提高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更何况美国建国以后的人均GDP是中等收入。

二战后的50~70年代末,美国社会经历了大幅度的财富积累,最重要的就是财富的均衡分配。可是后来,美国撤销政府对经济的管理,2%、3%的增长,在财富分配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家庭分享不到增长的成果。这也是美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国会两党没有办法坐下来,就任何改善经济的政策达成共识。到目前,我们看不到美国的财富分配有改善的迹象。

泰勒·考恩:我想解释一下,真正成功的国家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的灵活性。看一下丹麦,丹麦的经济奇迹就基于稳步的增长。所以对于中国经济,不是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奇迹,可以降低一点,最核心的问题是,你的经济稳定性是成功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讲到不平等,我觉得一个国家够大就会有不平等。当你有好的产品,从事这些事业的人会变得很富裕,这并不困扰我。但是我担心,穷人没有好的教育,在我的国家,四分之一的人没有高中毕业,在中国,农村人口的福利也是问题,但我认为他们有希望。

涂子沛:其实对我来说,成长可能不仅仅意味着长个子,人到三十岁就不长个子,但是我们长智慧。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提的,信息技术在优化,比如优化我们的结构,优化我们的过程。科技创新,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创新,本身是一种进步。

科技创新是现有产业的优化

杨宇东:我们的核心问题是科技,包括互联网对全球的影响有多大。泰勒在书里说了FaceBook的工作岗位的例子,他认为社交媒体对整个经济的带动并没有那么大。我也在思考电商的问题,其实电商做的是一种替代性工作,对应的是传统零售业的衰退。我们从数据角度观察,从社会的零售总额来看,增长速度还是比较一般的。各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涂子沛:首先我认为这种观察结论是对的。回头看历史,历史的进步永远是一种替代,当年的机器怎么替代人,机器替代人的时候,整个社会有没有忧虑?每一个科技大进步都是一种替代。今天的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也是互联网给我们的冲击,以前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天关键在知识的生产率。

我们现在回头看,机器比人的效率高多了,但是蛋糕做大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今天也是一样。比如云和大数据,智能手环普及之后,你觉得心跳脉搏有问题,都可以到云上咨询。在美国,你去医院第一个见的是测血压的人,但新的工作会产生,如云的维护者、数据的分析者。归根到底这就是变革,把人类的生活导向一个好的方向。所以我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对现有产业的威胁,而是现有产业的优化,一定是人类往前发展,实现更优质的生活的途径。

泰勒·考恩:我想强调一下,为什么技术的创新比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快。我们教育劳动力去了解、掌握技术,这比技术发展的速度低很多,能够用技术解决目前困难的人非常少。所以我想,技术发展的瓶颈是人。技术发展的奇迹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人在阻碍技术的发展。这是很棘手的问题。

人力资本在未来更加强势

杨宇东:对,可能人的因素是更重要的。通常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与科技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内涵是否将发生改变?

张军:这是比较有趣的话题。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阶段不同,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均,是因为国民收入更多给了物质资本。美国的资本比重,物质资本占GDP不到20%。美国的分配不均,更主要的是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资本跟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不太容易全球化,所以金融资本的话语权远远高过物质资本。将来的经济体里,什么变得强势,不再是物质资本,也不是金融资本,我个人认为是人力资本。

如果未来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主导我们经济的财富分配状况将有很大的改变。更多人享受教育,更多人有技能与创意,更多人可以在家里参与生产过程。如果未来世界是这样的,经济学也要改变。劳动生产力这个概念就不能再用。现在的GDP拆开来看,中间层的比例很大。中间的很多环节是创造GDP的,将来我直接生产的东西就可以给你,没有中间环节,GDP的概念就无法度量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业概念也会失去意义。

涂子沛:我是研究大数据的,都说数据是资产,但数据怎么定义资产?这是传统的经济学没办法定义的。所以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张教授提出来,GDP衡量不了社会进步,考恩教授今天的演讲中有一张图片,展示了两个不同时代的马桶,第二个马桶增加你的幸福感,但幸福感不产生GDP。实际上很多的东西,传统的经济学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杨宇东:刚才张军教授从新的角度,思考科技创新给整个经济学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可能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学正面临巨大革新。考恩教授在书中也提到,政府应该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支持,你怎么衡量制度因素在未来经济中的地位?

泰勒·考恩:我的担心跟张教授很相似,GDP的增长是否会与人民的幸福感失联。但美国总体来说是一个快乐的国家,与二三十年前的美国人相比,他们更快乐、更宽容,而且对社区的归属感更强,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

谈到投资,如果是对技术公司的投资,很多都会失败,如果你投资在人才上,搭建团队,或者卖数据,整个流程跟制造业非常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确切地衡量这些技术公司的价值。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用更好的数据解决这些问题,未来我们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更加无形的东西,更难衡量,这意味着,如果要理解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需要理解人类,需要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的想法。

关键字:Facebook经济增速经济类

本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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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将挑战我们思考经济的方式

责任编辑:王李通 作者:罗敏 沈晴 |来源:企业网D1Net  2015-05-22 09:23:25 本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5月20日第一财经“财经名人谈”现场,学者就互联网是否实质推动了经济发展、劳动力资本将在未来资本中占据怎样的地位等话题展开讨论

[未来我们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更加无形的东西,更难衡量,这意味着,如果要理解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需要理解人类,需要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的想法。]

[如果未来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主导我们经济的财富分配状况将有很大的改变。更多人享受教育,更多人有技能与创意,更多人可以在家里参与生产过程。经济学也要改变。]

[今天的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也是互联网给我们的冲击,以前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天关键在知识的生产率。]

美国近些年是否仍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信息技术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对经济有那么大的推动作用?5月20日第一财经“财经名人谈”现场,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大停滞》作者泰勒·考恩首先抛出了这样的话题。而他自己的回答是,既悲观,又乐观,“乐观和悲观之间,需要一些平衡。”

泰勒·考恩目前任教于乔治梅森大学,并主持该校知名智库MercatusCenter。他同时是著名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Revolution)主笔,他的博客在全美经济类点阅率的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话题由他在中国的简体版新书《大停滞》开始,泰勒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放缓,这可以由收入、就业、教育等方面得到验证。

“上世纪50年代,穷人的收入提升了很多,中等收入水平也上升很多,这对美国是黄金时代。60年代更好,上升更快,最为受益的是最底层的人。到八九十年代,主要的五个经济组收入都在下降,2010年,还在下降。”泰勒说,这十年其实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技术带来革新发展,但从生产力角度看进展是如此缓慢。“看一下过去25年的美国,可衡量的生产力总量其实在往下走。”

就业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近十年,没有任何新增岗位。”同时,泰勒认为,尽管创新催生了非常高效的公司,技术应用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譬如到一个新的医院,我还要填写很多病历表格,一般都不会填写电脑表格,这是一个老套的系统。我们的技术是成熟的,但系统是过时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我很懊恼,也非常尴尬,但我们意识到它的老套,这就是改变的开始。”

泰勒随后比较了两代人的生活改变。“上世纪20年代,我外祖母生活的时代,美国就像现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很少人能高中毕业,很少人不在农场生活。没有马桶,很多家庭没有车,没有抗生素,没有疫苗,没有电视,没有各种家电,没有飞机……外祖母50岁的时候,抗生素出现了,有疫苗,大部分人高中毕业,有车,有很好的房子,有电,他们不是富人,但过着富足的生活。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泰勒说,就通讯而言,电话在当时对于生活的变革,比智能手机现在带给我们的变革大得多。“如果从享用的物质来说,我小时和今天的生活相比,没有发生我外祖母那样大量的变化。”

关于互联网是否实质推动了经济发展、劳动力资本将在未来资本中占据怎样的地位等话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张军,科技学者、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涂子沛随后参与了圆桌讨论。论坛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宇东主持。

经济稳定性是成功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杨宇东:泰勒·考恩教授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支撑他的主要的观点,即美国近三四十年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五六十年代的增长曲线非常陡峭,但到七八十年代是趋缓的。所以他从GDP增长、就业、居民家庭收入等因素分析,这些年来科技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显著的拉动作用。张军教授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你怎么看待泰勒关于美国经济进入停滞时期的观点?

张军:去年我读到一篇论文,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的《回归到均值》(RegressiontotheMean),非常有趣,文章的意思是,这一两百年,全球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因为个别经济体爆发增长,会把数值拉上去,但时间不会很久,过了十年二十年,又会回到均值。战后经济增长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经济的奇迹。但是从最长远的平均的增长率来讲,从来没有超过2%。

美国从建国到现在,平均增长率在2%~3%之间,没有到6%~8%。我们说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长率百分之七八的样子,美国没有达到过。但是有一点是新兴市场国家很难看到的现象,就是美国可以长期增长,增长两百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即便2%、3%的增长,长期积累,人均GDP也会提高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更何况美国建国以后的人均GDP是中等收入。

二战后的50~70年代末,美国社会经历了大幅度的财富积累,最重要的就是财富的均衡分配。可是后来,美国撤销政府对经济的管理,2%、3%的增长,在财富分配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家庭分享不到增长的成果。这也是美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国会两党没有办法坐下来,就任何改善经济的政策达成共识。到目前,我们看不到美国的财富分配有改善的迹象。

泰勒·考恩:我想解释一下,真正成功的国家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的灵活性。看一下丹麦,丹麦的经济奇迹就基于稳步的增长。所以对于中国经济,不是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奇迹,可以降低一点,最核心的问题是,你的经济稳定性是成功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讲到不平等,我觉得一个国家够大就会有不平等。当你有好的产品,从事这些事业的人会变得很富裕,这并不困扰我。但是我担心,穷人没有好的教育,在我的国家,四分之一的人没有高中毕业,在中国,农村人口的福利也是问题,但我认为他们有希望。

涂子沛:其实对我来说,成长可能不仅仅意味着长个子,人到三十岁就不长个子,但是我们长智慧。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提的,信息技术在优化,比如优化我们的结构,优化我们的过程。科技创新,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创新,本身是一种进步。

科技创新是现有产业的优化

杨宇东:我们的核心问题是科技,包括互联网对全球的影响有多大。泰勒在书里说了FaceBook的工作岗位的例子,他认为社交媒体对整个经济的带动并没有那么大。我也在思考电商的问题,其实电商做的是一种替代性工作,对应的是传统零售业的衰退。我们从数据角度观察,从社会的零售总额来看,增长速度还是比较一般的。各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涂子沛:首先我认为这种观察结论是对的。回头看历史,历史的进步永远是一种替代,当年的机器怎么替代人,机器替代人的时候,整个社会有没有忧虑?每一个科技大进步都是一种替代。今天的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也是互联网给我们的冲击,以前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天关键在知识的生产率。

我们现在回头看,机器比人的效率高多了,但是蛋糕做大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今天也是一样。比如云和大数据,智能手环普及之后,你觉得心跳脉搏有问题,都可以到云上咨询。在美国,你去医院第一个见的是测血压的人,但新的工作会产生,如云的维护者、数据的分析者。归根到底这就是变革,把人类的生活导向一个好的方向。所以我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对现有产业的威胁,而是现有产业的优化,一定是人类往前发展,实现更优质的生活的途径。

泰勒·考恩:我想强调一下,为什么技术的创新比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快。我们教育劳动力去了解、掌握技术,这比技术发展的速度低很多,能够用技术解决目前困难的人非常少。所以我想,技术发展的瓶颈是人。技术发展的奇迹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人在阻碍技术的发展。这是很棘手的问题。

人力资本在未来更加强势

杨宇东:对,可能人的因素是更重要的。通常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与科技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内涵是否将发生改变?

张军:这是比较有趣的话题。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阶段不同,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均,是因为国民收入更多给了物质资本。美国的资本比重,物质资本占GDP不到20%。美国的分配不均,更主要的是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资本跟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不太容易全球化,所以金融资本的话语权远远高过物质资本。将来的经济体里,什么变得强势,不再是物质资本,也不是金融资本,我个人认为是人力资本。

如果未来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主导我们经济的财富分配状况将有很大的改变。更多人享受教育,更多人有技能与创意,更多人可以在家里参与生产过程。如果未来世界是这样的,经济学也要改变。劳动生产力这个概念就不能再用。现在的GDP拆开来看,中间层的比例很大。中间的很多环节是创造GDP的,将来我直接生产的东西就可以给你,没有中间环节,GDP的概念就无法度量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业概念也会失去意义。

涂子沛:我是研究大数据的,都说数据是资产,但数据怎么定义资产?这是传统的经济学没办法定义的。所以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张教授提出来,GDP衡量不了社会进步,考恩教授今天的演讲中有一张图片,展示了两个不同时代的马桶,第二个马桶增加你的幸福感,但幸福感不产生GDP。实际上很多的东西,传统的经济学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杨宇东:刚才张军教授从新的角度,思考科技创新给整个经济学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可能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学正面临巨大革新。考恩教授在书中也提到,政府应该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支持,你怎么衡量制度因素在未来经济中的地位?

泰勒·考恩:我的担心跟张教授很相似,GDP的增长是否会与人民的幸福感失联。但美国总体来说是一个快乐的国家,与二三十年前的美国人相比,他们更快乐、更宽容,而且对社区的归属感更强,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

谈到投资,如果是对技术公司的投资,很多都会失败,如果你投资在人才上,搭建团队,或者卖数据,整个流程跟制造业非常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确切地衡量这些技术公司的价值。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用更好的数据解决这些问题,未来我们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更加无形的东西,更难衡量,这意味着,如果要理解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需要理解人类,需要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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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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