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华为

我认识华为是在上世纪末期，那时我在北京的一家通信研究所做硕士毕业课题，导师很忙整天在外面开会，一周才召见我一次。我被安排在自动化中心的网络室，虽然办公室里有我一个工位，但我基本不在那里坐着，而是整天泡在实验室，跟着几位网络工程师混。

1997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14寸显示器的英特尔MMX166，是攒了很久的钱买的，非常的珍惜，但自打进了实验室后我就把它封存了，因为我在实验室用的是HP图形工作站，花上万美元直接美国购置的，显示器20多寸，用它打游戏非常爽，玩三角洲部队我喜欢用狙，用自家电脑开瞄镜看远处的人头就是个色块，用HP图形工作站的大屏幕看就是张人脸。

实验室要为政府部门搞网络规划和测试，里面摆放了很多高大上的网络设备，其中CISCO（思科）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很多。有个姓吴的高工给我说，思科的网络设备非常好，特别是中心交换机等高端产品无以替代，包括军队的核心网络也都在用，即使担心不安全也不得不用，而且价格特别的贵。吴高工介绍说，思科设备在美国本土是第一个价，上了货轮是第二个价，卖给我们手里是第三个价，我们集成好后再卖给最终用户是第四个价。

号称国内自主研发的路由器和交换机也有一些，当时有个国产桑达路由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产品发布会，导师没空去把邀请函给了我，能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我觉得很隆重，后来才知道人民大会堂也是出租的，只不过对内容审查的比较严格罢了。

被邀请参会的主要是研究所和高校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些科技媒体记者，我这个小破研究生是打酱油的，主办方高调宣布此款路由器国产化率95%以上，邻座的内行就嘀咕说这是按重量算的，因为核心芯片的重量确实不到5%，然后几个人就低声嗤笑。当时的行内人士普遍不看好国产化，都认为那是骗政府钱的噱头，购买国外芯片攒机然后宣称自主创新，这就是90年代末期的时代特征。

当时的邮电部发过红头文件，要求在电信设备采购方面，只要是国内能生产的，都必须优先向国内企业采购。相比较而言，华为的网络设备在国产货里算是最先进和品种最全的，也因此被官方部门列为遴选设备，并要求我所在的实验室进行替代思科设备的可行性试验研究。实验室为此晚上经常加班，配置搞不定时就有人喊“叫华为的人来”，即使夜里两三点，打电话半小时后华为的人准到，然后一起干到天亮。思科等其它厂家的人不可能来陪你熬夜，员工敬业精神强是华为给我的第一印象。

工科男与军人的双重气质

1、工科男气质

2000年我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了，因为通信专业的原因一直关注着华为，也认识几个华为员工，从他们身上能感受到明显的共性气质。教育和环境可以塑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理工科生与文科生所受的教育不同，所形成的气质也非常不同，理工科的人普遍低调内敛，讷于言而敏于行。

理工科又可细分为理科和工科，理科研究的是理论，工科研究的是工程，前者的学术味道更浓，后者更偏重实践，这两类人的特点也有所不同。例如我是工科的，见到学数学和物理的理科生后觉得低半头，毕竟科学理论方面不如人家，但会搞工程比他们能挣钱。

《生活大爆炸》中的霍华德就是个典型的工科男，聪明能干有点小猥琐，老实可靠没有花花肠子，是婚恋方面的经济适用男，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高度的责任感是工科男最显著的特征。

2、军人气质

部队是个大熔炉，对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有很强的同化作用，并形成了自律、荣誉、担当的共性气质。除了工科男气质，华为文化中还有着明显的军人元素，曾有个新入职的员工打饭时插队，被别人指责后还嘴说社会风气就这样云云，结果在华为内部开展了“华为能否允许这样的言行？”为主题的大讨论，这种全员性主题教育的法子就是中国军队搞思想政治工作的老传统。

团结奋斗历尽艰辛取得一个项目的成功，在庆功会上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员工唱得激情澎湃热眼盈眶，这都是在精神层面打造敢打敢冲注重团队的军人气质，比单纯发奖金更能鼓舞干劲。单个军人的战斗力未必有多强，但通过共同理念的熏陶和行为规范的塑造而高度组织起来的军队，其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华为就是靠这种军人文化打造了一支不穿军装的高科技军队。

“狼性”文化

1、统一步调的快节奏

华为员工多是211以上好大学的工科毕业生，是普通人家出身的聪明上进孩子，能入职华为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在凭本事和勤奋吃饭的企业中，华为的薪金水平算是一流的，进了华为就没别的想法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拼命工作多挣钱。

华为员工的拼命精神是众所周知的，但也有些过头了，曾有员工妻子公开发表了控诉信，称老公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根本就无法顾及家庭，甚至无法顾及身体，有命挣没命花。又接连出现了几次过劳死事件，终于把华为推到了舆论抨击的浪尖，好像华为是个剥削压榨员工的黑心公司，老板就是半夜鸡叫的周扒皮。

其实，不止华为也包括其它公司，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存在逼迫员工违心做工的氛围了，拼命工作都是自我加压的结果，例如深圳动辄几万人的工厂，打工仔打工妹都是自愿加班的，甚至主动争取加班的机会，为的就是多挣点钱。高科技企业也是如此，想把绩效搞高点，那就要多加会班，没人逼你这样做，这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为了解决过劳问题，有的华为分公司搞起了“夜晚赶人”活动，人事部门主管晚上去办公室检查加班情况，对连续加班的员工提出警告，不听劝告的罚款处理。

有次跟华为的朋友聊天，问他如果我辞去教职去华为当个培训讲师能挣多少钱？他说凭我的资历能力年薪估计能到40万，我说我当老师散漫惯了，跟不上华为的紧张节奏，中午必须睡大觉，晚上也不能熬夜了，我工作节奏慢点，不要40万只给20万就行。这位朋友回答我：华为不要这种人，再有本事的人也得服从华为统一步调的快节奏，而且还要参加所在层次的考核，没人可以搞特殊化，要么给你40万你跟上节奏干，要么一分钱不给不要你。

2、“狼性”文化

华为推行“狼性”企业文化，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的进攻、团队一致的行动、无情的撕咬、深重的危机意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具有这种“狼性”文化的电信设备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就是一大群进退得据有章有法的饿狼，盯准目标后分工合作发起一波波凶猛的进攻，他们盯上的项目可以不计成本连续公关几个月，不拿下绝不罢休，这种搞法任谁也抵挡不住。

华为的扩张太快了，不断蚕食思科的份额，逼得思科产品降价，甚至直接冲击美国市场，自然成了思科的眼中钉肉中刺，两家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思科经过了严密筹划，以知识产权纠纷为由起诉了华为，华为一边在美国聘律师应诉，一边拉拢了思科的死对头3COM，本来3COM已经快被思科打残了，终于有了个翻身机会，华为和3COM两家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华为三康”，华为借其进军美国市场，3COM借其抢回市场份额。3COM公司的CEO投桃报李，专门在法庭上为华为作证，说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这令思科筹划已久的围剿行动土崩瓦解，官司的最终结果是“诉讼中止”。

三十六计之“合纵连横”，华为靠这招轻松脱身，令不少美国人瞠目，国内行内人士在为华为庆幸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担心，要知道3COM可不是善岔，被行业人士称为“豺貉”，跟它合作会不会引狼入室？事实证明这多虑了，不必担心引狼入室，因为华为本身就是狼，按任正非的话就是“坚韧不拔的土狼”，华为与3COM的联手也被称为了“狼貉之盟”。

成功处理了思科诉讼，扫清了进军美国的最后一只拦路虎，谁也挡不住华为了。华为后来被美国政府使用政治手腕挡住，这是后话下文有提。

当时一些专家担心3COM缓过劲后反咬华为一口，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电信设备商之间的残酷竞争是永恒的，联盟只是权益之计，在美国形成的联盟自然是人家3COM更有主导权，被卸磨杀驴了怎么办？3COM后来没有咬上华为，包括思科也不敢下嘴了，这是因为华为通过大规模的知识产权建设形成了技术专利堡垒，再加上巨大的企业规模优势，再没有一家能咬得动了。

华为比其他中国企业更早更深刻地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1998年制定的《华为基本法》规定，每年以不低于销售额的10%用于研发，自2000年以来投入已超过150亿美元，而且研发人员多达6万多人，占了公司总人数的4成。华为在各领域吸收了许多世界上顶尖的一流科学家，建立了国际化开放式创新体系，在美国、瑞典、俄罗斯等地建立20多个研究所，成立了30多个高大上的实验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2008年排名中，华为是全球第一大国际专利申请企业。

自家兄弟掐架

华为具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可以采用互相授权的方式解决专利纠纷问题，成为了极少数完全摆脱了专利枷锁的中国企业。华为在欧洲发达国家承接电信工程是整个国家拿下的，报价和施工速度无人能比，而且华为的团队作战能力是全球顶级的，分工合作密切协同的狼群战术所向披靡。

欧美国家的工程师们要经常休假，洗不上澡是不能容忍的，而中国的工程师可以像驴一样干活，而且还都是自觉自愿的，在国外艰苦环境施工是有补助的，还需要自己向公司争取去吃这个苦，洗不上澡根本就不是个事，吃饭时能抹上点老干妈和豆腐乳就觉得很幸福了，欧美公司咋能比得了？

华为也不是没有敌手，中兴就经常给它上眼药，中兴也是家民营的电信设备企业，上世纪末前邮电部部长提出过“巨大中华”的说法，说的是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代表着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公司，其中巨龙和大唐是国企，中兴和华为是民营。现在有人说中兴是国企，其实只是政府占些股份，本质还是个民营公司。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的实力排名正好颠倒过来了，华为成了老大，中兴紧随其后。

我曾在微博推荐过日本NHK拍摄的记录片《驰骋非洲的巨龙》，反映的就是中兴在非洲承包整个国家电信网建设的故事，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兴员工拼命三郎式的工作状态，片子中有个桥段，是员工们端着碗站着或蹲着很满足地吃饭（板凳不够），网友们发的弹幕感慨，这可都是211和985院校毕业的高材生啊，咋还不如建筑队的民工。还有个镜头被网友热议，十一那天员工聚集起来收看国内的国庆电视节目，集体起立跟着唱国歌，每个人都很自豪和激动，女员工的眼里还噙着泪水。

企业国内总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巨大人才、物力、财力的支持，这种公司的力量强大到难以想象，中兴不到一年就把整个国家的电信网建设完毕，这种事现在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

印度曾有一笔60亿卢比的CDMA建设大单，华为和中兴都投了标，其它家看到华为和中兴后都知道自家没戏了，但没想到看到一场更热闹的大戏。中兴比华为实力稍逊，例如中兴占领了非洲市场，而华为却攻克了欧洲，要不是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本土市场也得被华为蚕食。在国际电信产业竞争中，中兴的报价要比华为略低一些，在这笔60亿卢比的项目中，中兴认为CDMA网络架设是自身强项，报价一贯比华为低，而比华为低就肯定是最低，因此对中标非常有信心，但结果却非常意外，华为以出价最低竞标者的身份胜出，出价仅为34.5亿卢比。

中兴急眼了，华为你在欧美市场牛逼也就算了，在第三世界国家你也抢我的单子，而且还是在我们最擅长的领域，游戏不能这样玩啊。中兴状告华为不正当竞争，指责华为并不具备投标资格，认为华为没有标书规定的相应CDMA网络架设能力，华为与中兴陷入严重争端。印度方启动了调查，结果认定华为投标有效，华为胜了这一局。

随后印度又有一个大单，又成了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电信设备企业的PK，这次胜出者是中兴，因为出价比华为更低。这下华为不满了，指责中兴超低价竞争，更令华为气愤的是，上笔华为胜出的合同甲方看到这笔中兴更价的价格后动心思了，偷偷找到中兴，希望中兴按这笔合同的新价格供货。

华为和中兴结了梁子，华为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对中兴提出法律诉讼，指控其侵犯了华为的专利，中兴也不示弱，在国内发起了对华为的控诉，两方的国际技术专利都有一大把，互相指责对方侵权和抄袭。这可不是演戏，玩的可是真的，两家都是跨国电信设备商，而全球的电信市场是有定数的，企业不扩张就得死，必然有企业会死，竞争是残酷的，动起手就是掐脖子挖眼睛。在华为中兴互相掐的同时，欧盟把华为和中兴一起告了，控告这两家中国企业低价倾销，给欧洲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与政府和军方的关系

华为和中兴被欧盟控告，除了低价倾销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疑似接受GCD政府的资助，这是欧美国家经常拿来说事的由头，其实这只是流言。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一贯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减免点税就算是巨大支持了，但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呢？混淆援助与招投标是原因之一。例如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有经济援助，非洲国家拿着这些援助搞电信网建设，而华为和中兴中了标，就出现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把钱直接拨给在非洲施工的中国企业的情况，其实这是两码子事。

政府和军队因安全顾虑倾向使用本国电子产品，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能被政府特别是军队使用，这本身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大广告。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全球的众多电信设备企业中，从来没有一家像华为这样总是刻意撇清与政府和军方的关系。

全球500强企业都会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华为为打入国际市场，多年前就清退了有军队背景的员工，例如一些做博士后工作的军人，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并没什么效果，华为仍被认为是GCD国家输出的高科技力量，从而令西方的政客们忌惮和抵触。

任正非长年不接受采访，这种低调居然也成了被抵制的理由，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在澳投标。澳洲媒体称一个500强企业的CEO长年不见著媒体，这是神秘的GCD国家才有的独特现象，这太令人不放心了。

任正非这几年开始露面了，出席各大国际场合跟记者聊聊天唠唠家常，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普通老头的形象，为了企业违背了多年的低调习惯，这样拼了依然没有效果。奥巴马签署法案，联邦机构采购中国企业的电信系统前，必须要得到FBI的批准，事实上就把华为的美国业务给封死了。

为了进军美国本土，华为是非常拼的，不让直接承揽电信系统建设，那就改道收购美国本土企业吧，于是启动了并购3COM、2Wire、摩托罗拉移动网络的项目，但三次都被美国政府否决了。Sprint找上门来要向华为采购50亿美元的称动网络设备，但又被美国政府和和国会议员搅黄了。

宣扬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耍起流氓谁也没招，他们的理由是安全隐患，华为主动公开代码以示清白，但美国政府并不认可。“安全隐患”这种罪名本来就是莫须有的，莫须有的罪名又怎样能自证清白呢？不由得令人想起了《让子弹飞》中的剖腹自证的六子。

常有人问我，你作为通信专家说句心里话，华为设备里到底有没有暗门？我的回答是：包括华为在内的各国通信电子设备都有这样的传说，但多年来我没见过一次是查实有据的，现在的逆向工程能力很强，这种大量配置但又无法查出的黑科技是不存在的。

美国政府铁下心来阻挡中国电信设备企业，这其实说明美国政府在维护本国利益方面是高瞻远瞩的，他们对势不可挡的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严防死守，利用政治手段关上了大门，宁可承担骂名也绝不开口子，中国政府也提出过抗议，但这又落了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口实，而且抗议也没有用。

与美国相比，欧洲算是全线沦陷了，华为高质量低成本的服务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好处，但欧洲本土的电信设备企业扛不住了。欧洲电信企业的的CEO在发布全年计划时，最讨厌记者问到“如何应对华为的竞争？”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尴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