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2005年美国仅交通拥堵每年造成的损失就超过780亿美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

2016贵阳大数据峰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和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是推动信息化社会、智慧城市和数据经济的关键性动力。世界正在进入“大数据经济”，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数据量在2020年之前会增长50倍。从我国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进程判断，大数据经济与三化融合，将催生“智慧经济”。十三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2005年美国仅交通拥堵每年造成的损失就超过780亿美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

2008年11月，出现“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2009年1月美国奥巴马政府谋划投资建设新一代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此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复兴计划中首次描述美国智慧城市概念，并以爱荷华州为代表的50个州均先后启动智慧城市计划，在智慧照明、智慧电网、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和智慧能源等领域均取得世界性突破。世界银行测算：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智慧管理，城市发展红利将增加2.5到3倍。美国是世界信息和通讯技术创新应用的开拓者，智慧城市战略和政策的世界领跑者，并且智慧城市产业体系和企业高度发达。

2012年10月，欧盟启动了智慧城市社区行动（EU Smart City Communities Initiative），通过可持续的能源生产与使用，重点在建筑、交通、能源（电力）等方面实现智慧化应用。2014年9月，印度国家层面提出创建100个智慧城市行动计划，并将新德里-孟买工业走廊工程，作为印度全球区域城市理念的组成部分。2015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启动智慧城市周，并发布“白宫智慧城市行动倡议（White House Smart Cities Initiative）”，得到美国运输部和联邦政府住房与城镇发展部等的支持。

自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以来，可持续城镇化和可持续城市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和交通压力，城市建设模式迫切需要转型。《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将智慧城市列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截至2015年9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50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2012年1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发〔2011〕47号》，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智慧城市。此后，国家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方式，智慧城市政策设计全面成熟。当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等在全国推进了3个批次共计277个智慧城市(区、县、镇)的试点工作，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产业；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永川区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

根据美国、欧盟和西班牙等智慧城市权威机构的测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尚未进入先进行列。总体上，我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重视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沟通参与；建设模式单一，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将关联性不大的建设项目归为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质疑；工程建设和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关联得不够紧密，投资经济性思维不足；对于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坚持信息安全、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的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具有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并且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识创新的能力较为薄弱。

并且还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第一，行业协同创新严重不足，缺乏致力于引领行业变革的主体。智慧城市本身是有效解决信息孤岛，需要跨界，因此行业协同势在必行，但现在以联盟为代表的行业协同主体实际的创新不够活跃，真正的行业创新尚未起步。截止2015年3月，我国省级以上的智慧城市联盟、协会等行业单位超过40个，真正定位在引领行业创新和促进行业协同的机构基本没有，主要还是通过传统的模式敏于经营，而芬兰、日本、美国和德国在这方面做得较扎实和有效，值得深度借鉴。

第二，存在“大而全、难落地、难运营”等，方案宏大作用微弱。智慧城市创建力求“大、全、高、亮”，建大系统、大平台，最后验收、运行都会存在困难。“设计”如此多的项目，到底对城市有何用、怎么用？城市既要管理，更要经营，特别是在深度城镇化和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围绕智慧城市的财政投入都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回报。部分企业积极与地方政府围绕智慧城市签定战略协议，媒体热烈报道、行业欢欣鼓舞，但是最后落地的项目数量有限、功能单一、效能有限。

第三，方案无法打动城市管理者、无法引起共鸣和助力城市发展。部分方案编制精美、体量厚实、技术性强，但存在“人机对话”之嫌，没能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未来诉求是什么、城市核心问题是什么、建设智慧城市的综合收益是什么。把城市当做一个点，科学性较弱。城市是有机体，城市科学是复杂的巨系统，无法让城市管理者看到方案后“兴奋不已”，那很难引起共鸣，缺乏足够的调研，不把智慧技术直接应用到方案本身，那与传统的方案相比，本质上讲是一样的。智慧城市已成中国的重大主题，并被多个行业热推，海量传播、技术方案、观点，为“十三五”智慧城市再起航，奠定了市场基础。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特别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问题、病症和困境，迫切需要智慧城市从业者有更强烈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公众的思维、情怀和感知。

第四，运营缺乏跨界研究，难以市场化，特别是大数据的应用等。得出了一堆数据，但这些数据怎么用？并没有考虑清楚。智慧城市建设是带动住建领域全面创新，并促进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实现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

至于下一步怎么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通过构建智慧城市，来完善城市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2015年，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智慧城市建设。今年两会，总理进一步指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环境,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还是要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到2020年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的要求。所谓的特色鲜明，至少应包括（1）智慧产业高度发达；（2）政府智慧办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全面到位；（3）城市要有个可圈可点的智慧城市规划；（4）智慧应用能够围绕着惠民、回应城市重大发展的思考。当前，依托智慧化，实现深度城镇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迫切和需要，特别是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疾病”的诊断、自我纠错能力的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提升。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刚刚起步，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指引、坚持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优化提升城镇发展功能，才能够保障智慧城市发展朝着科学、有效的路径，顺利前行。

目前，在国家层面超过26个部、委、办、局和行，在地方超过500个城市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信息通讯技术和房地产等为龙头的企业在努力创新；众多跨界的行业人士在热议智慧城市，但对智慧城市的定义、目标、对现阶段的真形势、真问题和真任务，还缺乏有效的剖析、理解和陈述。容易陷入粗放地向城市政府等推产业、产品和服务的传统模式之中。鼓励创新出售产能本身应当被尊重，但对我国推进智慧城市的政策理解和创新适应严重不足。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城市自我纠错和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应把国际上的智慧城市理念与我国的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致力于把城市规划、建筑科学、信息通讯技术和大数据等跨学科创新集成到城市智慧化建设之中，而不是割裂或选择性规避。

建云计算中心、超算中心、购买硬件、布设传感器等，做法有其必要性，但还不构成充分性。这些物质层面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的硬件，但无法成为系统或核心，是智慧城市建设解决方案的手段之一，但无法表征智慧城市的思维、无法直接体现其思想，更无法直接持续回应城市发展的动态诉求。硬件铺设的说辞一直在谈论，容易让人诟病，并陷入对智慧城市的迷茫和不信任，发展智慧城市是要“推销”硬件或服务？甚至一度有被“妖魔化”、“利益化”和“权威化”的倾向，直接制约了行业的健康、有序和扎实发展。

智慧城市，作为较早将该名词引入国内的行业，住建系统曾经将其概括为：智慧地推进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后续不断完善创新并在行业层面创新为，建成的智慧城市将实现“五化”，即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和网络安全长效化。但结合当前现状，存在某些背离和局部放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应当在智慧城市领域长期坚持，更要尽量少用新概念来推项目、少务虚多务实、少标新立异多接地气持续创新。把智慧和城市相结合，如不能正确认识城市、服务城市并提升、优化其功能，那么很难称之为智慧城市，最多是智慧应用。

广义上讲，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是科学、高效、公平和正义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讲，一个能够实现空间和时间上不断自我感知、自我纠错、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自我感知、进行学习，并解决感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比如城市总体规划，通常做法是经过有限的资料和实地调研，就开始空间规划。而现在，可基于海量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对编制出来的规划进行情景分析和预评估，如发现路网等设置不够合理，可快速在规划环节全面优化调整，趋近科学理想化。有效解决传统调研无法掌握足够样本量、无法将跨界大数据成分整合分析、无法量化计算、分析和再现规划后的可能场景和无法对初步规划等，做出智慧识错的缺陷。

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方案需要对城市的生长边界有严格的理解和识别，需要有强烈的空间感，尽量不要把城市视为均匀的点来做系统设计。智慧城市，是要解决信息孤岛，逐步促进格局界限的融合，因此，不跨界基本无法创新。当前，尚未能有效跨界，未解决好现有信息烟囱，又有产生新烟囱的苗头，并方向和着力点存在“横空出世”之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是智慧城市实现的核心技术，不是名词间的迭代，更不是谁更“热”的遐想。有部分城市管理者认为，智慧城市不重要了，互联网+更被推崇，甚至提出要建互联网城市。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本身是技术手段，如不能有机地与实体经济结合、和城市空间结合，很难产生市场性的GDP和就业机会。无法扎实空间去思考智慧城市并给出解决方案，难以起到实际作用。有些企业将创新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整合起来，作为智慧城市内核，去“打动”城市政府，而政府越来越智慧、鲜有“斩获”。

发展智慧城市要实，智慧城市是兼顾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体，是服务目标与解决问题的协同体。首先是面向现实解决问题：一是有效缓解直至解决“城市病”。依托大数据科学治堵，避免大数据给城市交通“添堵”。科学治理雾霾和缓解城市热岛，杜绝通风廊道，加强污染源和排放存量的有效控制、消减，而不是简单地把问题投掷到边界以外。智慧城市为此要积极提供方法和工具，并开发有效的管控平台。二是通过发展智慧经济，促进地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标准化建设智慧城市产业园，多元化设计园区智慧产业和生态圈建设，加快挖掘城市经济增长新动能、科学制定去产能阶梯方案、有效引导产业合理规模和适度发展。通过有效的行政引导激励跨界创新，催生新的现代服务业、创新传统产业服务链。三是优化、高效化均衡化公共品服务，比如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

结合已经开展了三批次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面向“十三五”，应当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改进城市管理为目标，思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主体功能区定位、城市群发展特点，特别是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升级版智慧城市的理念包括:（1）应为新型城镇化空间骨架建设提供智慧思维。对于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良好的启示性和借鉴性。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础上，鉴于我国新城建设和既有城区改造的规模体量，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如果能够较好地借鉴和引入国外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技术优势，提高城镇功能和解决城市病的进程将势必加快，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的能力建设将拥有丰富的经验基础；（2）应为智慧产业培育提供营养基质。将智慧城市当作产业形态来打造，将有助于城市创建工作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任务相结合，并依托互联网+、云存储和大数据等思维，重构出新的产业组织，催生新的产业方式，建构起智慧城市产业，探索建立智慧城市建设市场化运作的有效机制和操作范式。空间战略层面规划设计的智慧化，微观层面的建设用地信息消费接入权限（依托“三网融合”等基础网络）等；（3）应为拓展和深化双边合作打开新渠道。智慧城市是“三化融合”的产物，是引导产业升级的动力，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分析和信息消费等检视传统产业和行业，引进智慧化手段和方法，改进传统业态产业效率和服务水平。

“十三五”智慧城市提质增效的八个关键路径：行业智库先行，建立长效机制，牵引交流合作。智慧产城融合，形成规模效应，构建经济引擎。多元金融组合，配套政策激励，夯实合作根基。深化部际合作，推行国际试点，构建创新引擎。支持市场主体，合理开放领域，促进信息消费。兼顾战略民生，开发适宜方案，实现智慧应用。锁定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改善城镇功能。服务全球治理，构建智慧网络，增强城市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