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爱弥儿》中悲叹：“城市是坑害人类的深渊。”但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则歌颂：“城市是诞生奇迹之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两种论调或许各有不少拥趸，因为中国正同时经历“城市化”和“城市病”。如何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解决城市病，如何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从而令城市更环保、宜居、智能，这对21世纪的中国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在德国，人们在着力解决类似问题：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的“智能城市”已逐步成为一项全国性战略。笔者在走访德国鲁尔老工业基地、港口城市汉堡和首都柏林之际，就智能城市话题和众多企业和专家进行了交流。

在访问前，我出于“中国特色”的惯性思维，认为德国存在智能城市的总体战略，以及关于城市智能化转型的系统性理论和实践框架。但访问结束时，我才意识到，智能城市在德国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分散化、多元化和模糊化的特点，这几乎颠覆了我对德国城市发展的全部想象。

首先，和英国和法国不同的是，德国的人口分布相当分散，并且不存在一个主导型的超大城市(如伦敦和巴黎)。德国人口密度最大的莱茵河/鲁尔区大城市区(科隆、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人口也仅为570万，首都柏林所在的大城市区人口为420万，第三大的斯图加特大城市区人口仅260万。

德国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但8100万人口中的仅有16%生活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这意味着德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中小型城市(事实上，中小型城市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这样的城市发展特点意味着，德国所面临的城市问题主要不是“大城市病”。

而无数中小城市所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又千差万别，这导致了德国智能城市发展的特点是：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型的焦点城市，也不存在一种由样板城市开发，然后可以复制到其他城市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而是无数中小型城市“八仙过海”，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问题“各显神通”。

其次，分散化格局带来多元化路径，即不同地区城市会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不同发展策略。在德国老工业基地鲁尔区的博特罗普市，市长柏恩德·蒂施乐介绍说，该市智能城市发展的重点是改善环境和能源转型，在重回青山绿水的同时，为一千多即将失业的煤矿工人提供新的工作机会。

在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汉堡，智能城市的发展重点是城市交通的智能化改造以及智能电网建设。其原因是持续增长的人口正加剧汉堡“城市病”，而绿色能源占比较高，则令汉堡比其他德国城市更早面临电网升级压力。

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智能城市专家海宁·埃勒曼介绍，即便在德国智能城市发展中最为常见的能源转型课题上，不同地区的策略也完全不同。

在博特罗普市所在鲁尔工业区，解决思路是去中心化的可再生能源供给;而在汉堡附近地区，重点是如何通过弹性需求回馈系统和跨区交易机制来充分利用过剩风能;在重工业云集的西南部斯图加特地区，难点是搭建互联的蜂窝状地区能源系统，并重点解决光伏发电的整合问题。

在智能城市建设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同城市在选择各自发展策略和路径时，首先要针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还要尊重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现状，毕竟城市发展是“改良”而非“革命”。

再次，分散的格局、多元的路径，其结果导致智能城市这一战略概念的模糊性。什么是智能城市?是否存在明确定义?这是我在走访时最关心的问题，但正如埃勒曼所说，德国并没有国家层面关于智能城市的统一规划和战略，甚至连明确定义都没有。

德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能城市，正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工业4.0一样。造成概念模糊的重要原因是，概念是对自发产生的复杂动态现象的总结归纳，因此概念本身也在不断演化。

在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中欧区域经济合作项目负责人史欣看来，德国的很多发展战略，包括智能城市、工业4.0等，都是自下而上、从地方和企业发端。只有当自发创新形成趋势后，政府才开始介入，总结概念并加以推广。

埃勒曼还告诉我，德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也和德国城市间的竞争有关。从历史上看，德国历史上的长期分裂，使得德国城市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这种竞争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正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县域竞争(张五常语)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样。

这意味着在城市的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微观创新比宏观规划起着更直接的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发生方向偏差、投资过热、政策寻租、补贴套利等问题的可能性更小，却可以提供持续性的发展动力，因为这种动力来自最基础的市场机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