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连峰：

　　智慧城市就是信息化和城镇化的结合。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智慧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发展中的各种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深度融合。智慧城市建设将包括强化信息网络技术，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的共享和业务协调，加强信息资源社会化的开发利用，促进城市规划发展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精细化。

　　康惠：

　　智慧城市是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应用于城市治理的积极尝试，旨在实现更透彻的感知，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各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必须充分认识其科学内涵和必然性，充分关注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技术应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关注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的统筹应用，切忌将智慧城市仅仅定位在工程建设，或者是作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应将其作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路径。同时，应引导和支持相关理论研究、扩大舆论宣传、营造信息化氛围，提高社会民众对智慧城市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徐振强：

　　城市经营应当重视和加强智慧城市的品牌化，既实现对阶段性成果的肯定，又促进智慧化建设要素的集聚和进程的加速。城市经营如成功实现智慧品牌的建立，将势必为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的竞争生态和品质优势，形成“正磁力”效应，有效整合城市内部和外部要素资源，进而促进城市事业的高效运行。

　　李德仁：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西部地区具备后发优势。比如智慧能源方面，西部就拥有充沛的太阳能。西部地区应当“弯道超车”，建成更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绿化西部、建设西部，让西部地区更好地实现信息化和智慧化。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利于调动全国的资源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的信息化和智慧化。

　　刘文娟：

　　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本质内涵是基于信息化、高于信息化，利用信息技术，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对城市进行重塑和再造，同时做好智慧交通配套的智慧管理。另一方面，从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来讲，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的发展不应该过度依赖政府，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宏观的布局和政策生态，真正大刀阔斧的推动要靠市场机制。

　　姜超：

　　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城市化的放缓，意味着非农就业增长变慢。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背景下，为了稳定经济增速，短期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提高投资增速。2009年到2016年，中国每年投资增速高达19%，对应的社会融资增速高达22%。为了化解投资过度的隐患，政府2015年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改革。其中基建投资高增对应政府债务过高，需要降低政府举债成本。制造业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需要去产能。而地产投资过度导致三四线城市地产库存高企，需要去库存。经济整体债务过高，需要去杠杆。“三去一降一补”是理解中国经济这几年变化的核心政策因素。

　　蔡P：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这个方法论并不适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

　　李迅雷：

　　中国在资本投入的过程中，资本投入技术含量也在提升，推动产业升级。如ICT投资(指信息设备、通讯设备、软件投资等)的比重明显上升。这说明，尽管拉动经济增长还是靠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这一传统套路，但产业升级也确实在推进，这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自然升级和转型的过程。2011年之后，中国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姚余栋：

　　从“CPI篮子”的设计角度来看，目前全球有20多个经济体实行通胀目标制，而在选择所盯住的通胀指标时，大多数国家都考虑以核心CPI为代表的核心通胀率，这一指标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等季节波动较大或者容易受国际形势、国内政策影响的商品，以更好地反映代表内生经济运行状况的物价变动情况，并进行合理的调控。

　　相比之下，许多新兴国家的“CPI篮子”中食品类份量较高，这就导致通胀率较大程度地受制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推进“核心CPI篮子”的设计，参考发达国家的实践，降低食品类的比重，降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和冲击。

　　岳维松：

　　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亟须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国际并购是促进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方式。企业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购具有特定技术专长的海外企业，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改造提升自身产业并延伸产业链条，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高蕊：

　　目前在出行、电商、社交、医疗、教育、投资等领域，平台逐步取代传统公司，成为主流的组织形式，并诞生了滴滴、阿里巴巴、腾讯等行业巨头。这些平台连接着店主和消费者、用户和用户、研发人员和企业、资本和项目；也连接着闲置资源与潜在使用者，实现了资源共享，并催生了共享经济的繁荣。这些新兴业态重构了产业链价值，所塑造的平台成为各类服务的“接入口”，并逐渐成为未来商业的超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