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建设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管理，将能增加城市的发展红利2.5到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红利更多，投入不变，损耗更小。随着今年年初，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公布我国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然而，智慧城市是否真的智慧，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注意哪些？

“智疗”城市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因素之一。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将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

未来2O年，中国估计有3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镇。未来10年，在全球发展最快的100座城市中，将有97座来自新兴市场，其中中国占有8座；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体贡献的比重日益扩大。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与各种资源逐步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日益显现，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许多特大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出现城市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人员流动速度加快，城市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不断突出，交通拥堵愈加明显等。

IBM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白皮书中，把智慧城市定义为：“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面对越来越尖锐的城市问题，“城市病”、“大城市病”的出现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考验也更为严峻。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对城市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更新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使信息化、数字化城市管理从功能到效率得到全面升级，使数字化城市向集成化、智慧化、协调化发展。

所以，智慧城市对我们的最大意义，就是它能解决问题。信息化应用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是最有效的途径。所以智慧城市的意义，就是解决城市中存在的这一系列难点问题。

智慧城市是城镇化战略发展的历史要求，是解决欠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的有效途径，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城市病”的最优化方案。但到目前，虽然智慧城市的好处我们都看在眼里，而智慧城市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智慧城市实际很遥远

早在1999年，数字城市的概念便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我们知道，数字城市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将原有信息数字化，通过统一或分散的平台进行管理。而智慧城市是在数字城市的基础上，结合物联网传感技术、智能分析技术以及云计算能力，将原有数字化信息集中化，智能化，实现感、传、知、用功能，达到整个城市的智能化，促进城市内生发展的动力。可是在目前全国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潮当中，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达到数字城市的标准了吗？现在的中国城市，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环境、生态以及包括城市建设、交通拥堵等众多民生问题，使公众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好处和便利的同时，面临诸多的挑战和烦恼，这令人颇感担忧。当我们清楚的知道智慧城市是解决以上“城市病”的最佳解决途径时，我们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又达到升级为智慧城市的水平了吗？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不停地在奔走，有一天他突然停了下来。周围的人问他，为什么停下不走了？他说，我前面走得太快，把灵魂落下了，我得停下来等等它。数字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灵魂是否被落下？信息化建设工作，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近几年会看到一些新闻：某某城市耗资数亿建设WIFI覆盖全城，这其中包括不久前北京60余路公交车实施公交WIFI系统。而在这些举措的背后，必然会跟上打造“智慧城市”的旗帜。这不得不引人深思：无线设施覆盖率的拓宽依旧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环节。

并不是这种表面的东西不需要，但思考信息系统的建设、数字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更多关注本质的东西。需要进一步挖掘分析所得到的东西，对人们的规划和有效的决策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信息系统和数字城市建设的灵魂所在。

如前面提到的小故事给予人们的启示，无论跑得多快，用再先进的技术，互联网也好、云也好、物联网也好，无论有再多花哨的手段，千万不要忘了信息化本身的灵魂所在。人们在整个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跑得越快越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将灵魂落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智慧城市的目标不在于搞一个系统、一个网络，更多的是让老百姓感觉到生活质量、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所以真正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能不是考量经济价值，更多的是考量社会价值。

由于“智慧城市”尚处于建设和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全球范围来看可借鉴的经验也不多，而且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有着浓厚的本土特色，整个产业链的形成尚需较长时间的探索，迫切需要产学研用等各方协作创新。

智慧城市理念为未来城市发展展现了一幅美好蓝图，我国众多城市纷纷展开智慧城市的研究规划，部分城市已将智慧城市建设列入当前的发展规划，然而作为一种以科技为核心推动力的城市发展战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然面临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应用模式、信息安全、体制机制等诸多困难和障碍。

到目前为止，在智慧城市的框架内还没有探索出一套统一的理论和标准体系，我国还没有完全掌握高端芯片和传感器新技术。信息化系统的智能化还很低，各种应用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底层层面。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智慧城市技术优势和先发机遇，尽快出台智慧城市的总体标准，为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提供整体性和基础性的指导意见与规范标准。

智慧城市源自西方，不能单纯套用

和多数时髦的概念一样，智慧城市也属于舶来品。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该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6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共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地服务市民。

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希望借助知识共享和低碳战略来实现减排目标，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以提升能源利用率，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绿色智慧城市。为了在2025年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提出了建造智慧城市的规划。

以上案例反复出现在我国各类智慧城市的培训和申报材料之中，成了国内引证率极高的经典文献，但在学习海外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了“南橘北枳”的祖训。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在数字化基础、城市规划理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把他们的方案搬到国内来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排斥现象。

抢占智慧先机，城市需谨慎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无疑是抢占发展先机、进行弯道超车的创新路径。但从宏观层面而言，这不是一场城市间的“赛车”，而是各个城市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在最合适的时间点、用最合理的方式去赶“智慧城市”这趟车，切勿盲目跟风，形成百舸争流之势，造成新的资源、能源浪费。

刘昕告诉《经济》记者，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其中30多个城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已经出现了过热的发展苗头，因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云跃进”的云计算建设热潮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自云计算技术兴起以来，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都纷纷投身于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大潮，但是很多地方投巨资建成的“云”系统，其资源利用效率不足20%。按照摩尔定律，IT产品两年性能翻一倍，价格下降50%。这意味着，已经建成的云计算中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很快就会贬值。事实上，在云计算应用成熟的美国，在经历了需求暴增期之后，数据中心的数量从过去的1100个削减到了现在的300个左右。

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祝敬国向《经济》记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颠覆原有的城市框架，重新规划一个全新的城市，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如果在规划之初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就是对原有投资的浪费。”在他看来，智慧城市建设不像神舟飞船那样是一个实验性的科考项目；而是一项涉及很多层面的惠民工程，所以智慧城市建设要考虑城市基础设施的延续性和市民的体验性。因为，城市智慧不智慧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百姓能不能体验到城市的智慧。如果政府热衷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一起，就一定建不好智慧城市。

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等不良现象，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首席工程师单志广认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很多明显的问题和误区，“有些城市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时目标很宏伟，但却缺乏可操作的总体规划，缺乏基本的要素资源和支撑能力。”这些地方缺乏对真实需求的判断，缺乏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最终导致简单地将各部门自己拟建的信息化项目拼成一个大包，再贴上“智慧城市”的标签就算是智慧化了，这就造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偷换概念。

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城市所承担的功能更多，管理的边界更大，所解决的问题与国外也不一样，可以说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成熟的条件下建设智慧城市的，重在绿色发展，惠民便民，而我国是在工业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建设智慧城市的。因此，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不完善的公共服务等。所以说，中国的智慧城市与欧美天生就有差别，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购买西方技术，忽略了这种差异性，那么建设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望将化为泡影。此外，过度依赖国外厂商的解决方案，甚至打算依托国外厂商建设城市重要领域的信息系统，可能会导致交通、能源、金融、社会管理等重要信息为外国所控制，造成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