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企业综合税负水平在全球并不算低，按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企业总税率(占利润百分比)高达67.3%，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企业社会保险(五险一金)缴费率高达43%，大幅高于发达国家。不仅如此，我国土地等要素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统计显示，我国工业用地成本是美国的2.6倍，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信贷成本是美国的2.4倍，工业用电成本是美国的1.3倍，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6倍;人力成本美国是我国的2.5倍，厂房建设成本美国是我国的4倍。如果能有效降低我国的这些要素成本，那么我国经济未来是完全有可能再次爆发出强劲的内在活力的。
从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看，眼下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均呈下降态势，以往一直对经济有压舱石或稳定器作用的消费今年以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同比增速已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下滑至如今的个位数。稳定经济增长的压力短期仍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近国家也启动了一系列加强基建投资的举措，充分发挥基建等领域补短板力度，稳定有效投资。但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基建投资存在三道门槛，一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债务风险，美联储不断加息对我国利率水平是存在牵引作用的，如不跟随其提升市场利率水平则会将压力传导至汇率，跟随提升利率水平则会直接增加还债压力;二是现在增加的基建未来能否形成足以覆盖运营成本和还本付息的充沛现金流存疑。比如东部省份继续修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能否有足够车辆通行，西部城市修建地铁后地方政府持续补贴票价能力和未来客流水平能否达到预期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三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和今年极端天气的增加，短期加大基建信贷投入对潜在通胀水平是拉动作用的，CPI一旦超过3%，信贷投放的余地也就随之减少。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曾将稳定经济增长的重任交予基建投资，但不仅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政府债务率，还没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综合来看，以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效率和作用均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考虑到美国对外提高关税水平、对内大幅减税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让海外美国企业将制造业产业链回流美国本土，以此增加美国就业。如果我们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企业综合税负以留住外资和合资制造业，那么美国系列政策就不会达到最初所预期的目标，就有前功尽弃的可能。因而，当前我国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重点仍应放在降低企业税费、社保等综合负担上。从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入增速看，目前给企业降低综合负担是存在空间的，企业综合负担的下降不仅有利于增加税基、激发企业运营与创新活力，更可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由此又可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一举多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降低企业综合负担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涉及财税体制的改革、如何扩充社保规模，更涉及如何用法治合理约束政府支出等多个方面。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应在总体税负有所降低的基础上大幅调节税收结构，加快推进间接税转直接税的改革，降低间接税比重并清理合并各类费用大幅减轻企业税负，增加直接税如房地产税比重的同时调节贫富差距。当然，这一过程必须建立在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明确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基础上，以防止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支出的比例，并逐步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
在降低企业综合要素成本上，应尽快打破垄断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到要素市场的竞争中来，提升要素供给水平的同时降低要素成本。此外，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也是重中之重，楼市价格的高涨不仅增加了企业地租成本，更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可以说降地价同样是减轻企业综合负担的必要一环。
在降低企业社保缴费上，国家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规定从明年 1 月 1 日起社保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此前由于社保与税务分部门管理，少缴社保是大量民营企业普遍做法，造成我国一些地区社保资金特别是养老保险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数据显示，即使考虑财政补贴，2016年末仍有黑龙江等7个省份养老保险当年收支差额为负。在人口结构出现变化、老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加的今天，让企业补缴社保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按机构此前估算，企业与个人全面补缴社保金额将近2万亿元，这对我国企业和居民而言短期显然是不可承受之重，属杀鸡取卵式追缴。因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定调严禁各地集中清缴社保，对处于利润下滑中的我国企业而言相当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对稳定市场预期也有较大作用。未来充实社保更应通过划转国资充实的方式进行，这样不仅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缴费压力，更有利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提升国企改革进度。
综上，在现有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的今天，降低企业税费等各类负担已逐渐成为全社会之共识，及时启动政策调整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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