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比较有趣的一份文件是11年前上传到互联网的，它也是谷歌（Google）首次公开募股（IPO）文件的一部分。

这份由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签字的文件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对技术创新的满腔热情，二是对华尔街的不信任。佩奇和布林认为，用一种信托责任来平衡风险是可能的。他们将推行“一种可以保护谷歌创新能力的公司架构”。

最重要的是，谷歌不会成为一家仅仅为了攫取利润和扩大市场份额而存在的公司；相反，它将会致力于“开发可以显著改善人们生活的服务，并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佩奇警告说：“作为一名投资者，你在谷歌团队上押的是一个具有潜在风险的长期赌注，尤其是押注塞吉和我。”

几乎以任何标准衡量，无论是利润、增长率还是品牌、产品、雇员，谷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尽管为它带来巨大财富的关键字广告产品AdWords是否也大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目前仍存在争议。但现在，从任何意义上讲，谷歌都已不再是过去的谷歌，至少在名称上已经不是了。

今年8月10日，在美国金融市场收盘后，佩奇宣布谷歌将会成为一家名为Alphabet的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在这次重组中，谷歌帝国的盈利业务——网络搜索和广告以及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和谷歌地图（Google Maps）将继续保留在谷歌架构内，这也是股票分析师所说的“核心谷歌”。

佩奇和布林执掌的这家现已延伸到各个领域的大企业集团的其他业务，包括名为Google X的研发实验室、刚刚起步的生命科学和长寿研究部门，以及家居事业部门Nest Labs等——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庞大帝国中所有不赚钱的业务，将会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

你可以从纯财务的角度解读这次重组，将其视为一个务实举动，让华尔街更清楚地了解核心谷歌的利润，以及风险较高部门的投资情况，比如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和利用高空气球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Google X实验室。在宣布成立Alphabet的声明中，佩奇确认了这一点，并指出，这次重组是为了让公司变得“更清晰和更负责任”。但除财务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Alphabet能否走出一条新的、富有成效的工业创新之路？

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同时也向我们指明了Alphabet未来面临的挑战。成立于1925年的贝尔实验室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研发实验室，后者从1913年开始垄断美国的电话服务市场，并一直延续到1984年。

贝尔实验室开发了信息时代的很多基础技术，比如晶体管、早期的很多激光器、通信卫星、以及UNIX操作系统等。在所取得成就方面，它是创新型、技术型工业组织的最佳典范。贝尔实验室不仅是美国最顶尖的工业实验室，而且几十年来，在数学、物理和材料科学领域，也独占世界鳌头。此外，它还是最先正式开展声学、半导体和蜂窝通信研究的机构。

在谷歌团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贝尔实验室的仰慕者和前雇员。谷歌推进前沿技术和资助超长期项目的意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早年的贝尔实验室。毕竟，现在的谷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处于垄断地位，而它的研究资金，主要还是来自并不起眼的AdWords业务，就像当年AT&T以电话服务收入资助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些物理研究一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贝尔实验室的声誉主要源于研究部门所取得的突破，但该组织的很多宏伟壮举，都是由相对低调但人员规模更加庞大的开发团队完成的。

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主管约翰·皮尔斯（John Pierce）曾经说过，这个组织的架构反映出的事实就是，“在我看来，实现一个想法比产生一个想法要多付出14倍的努力”。这是皮尔斯几十年工作经历的一个深刻洞见。创造一个基于突破性科学的功能性产品，比如晶体管，不仅需要巨大的努力，而且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这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贝尔实验室的研发工作都是围绕通信领域展开的，而这也是它从母公司AT&T获得资助的唯一可行方式。

通信研发是一个足够广阔的领域，允许从事物理化学乃至天文学等各种周边性研究工作。灵活空间是有的，尤其是在数学部门：在加入麻省理工学院（MIT）之前，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他提出的信息理论为高效数字通信铺平了道路——有时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用于改进计算机国际象棋程序和小型自动化设备。

然而，过于严苛的政策还是导致了一些研究人员的离去，这其中就包括20世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之一、晶体管的联合发明者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巴丁选择离开，部分原因是他负责的超导性项目被认为是通信研究的边缘项目，这让他感到挫折。

类似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谷歌（或Alphabet）。事实上，谷歌多年来一直有意资助与核心业务无关的、费用高昂的研发工作，这或许是佩奇和布林所制定管理制度中最令人吃惊一个方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华尔街一直奖励短视、规避风险，让一度实力强大的企业研究实验室陷入步履蹒跚的境地，比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实验室，并让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技术公司都远离了基础性的、更具雄心的应用研究。目前，谷歌已经找到了一个比其竞争对手更灵活的模式。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谷歌的广告业务有着惊人的利润率。第二，佩奇和布林在充满风险的新想法上有着超乎寻常的花钱欲望——可能也会有人说他们幼稚。

两人所持的股权给了他们这种做事的权利。但在展望Alphabet的未来时，我们有必要更准确地定义成功是什么。

Alphabet的成熟业务如YouTube和Nest——两者恰恰都是通过并购而得，最终会成为驱动增长的引擎，并会与谷歌的核心广告业务一同贡献巨额利润，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同样，谷歌投资的一些成长型信息化公司会给母公司带来高额利润，这一点似乎也是可信的。

同时还要记住，在研发方面，佩奇和布林有时会采取投资组合策略；如果某个新想法没有带来利润，但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带来了庞大的用户群，或具有吸引优秀工程师的能力），他们就会通过其他赚钱业务对其进行补贴。

但说到更远大的抱负，即迅速创造一系列能显著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创新成果，这种成功前景，即便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似乎也让人感到怀疑。比如，Alphabet旗下的长寿研究事业部Calico，虽然人才济济，但同Google X实验室的大多数项目一样，它也属于公司所谓的“探月项目”。此外，这个致力于衰老过程研究的Calico公司，除分流谷歌利润，以及受到佩奇和布林美第奇式的资助之外，似乎都与这个大型组织不搭。

从历史上看，围绕特定技术（比如贝尔实验室就专注于通信技术）组织复杂的、创新性的研发活动，并不仅仅是出于便利考虑。它会提升成功的几率，因为专门的开发知识会强化研究，而专门的制造知识又会反哺正在进行技术开发。

20世纪工业研究的教训之一就是，工程、商业乃至一家公司的销售都会给创新进程带来洞见。我们希望我们是错的——如果Calico在几年后就能延长我们的寿命。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目光应该超越Alphabet本身，去关注新的、更专注的工业创新模式。

假以时日，谷歌创始人推动发展的极富风险的技术就会开花结果，成为公众所熟知的变革性技术。贝尔实验室就是一个例子，它的研究后来为英特尔（Intel）、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乃至苹果（Apple）、微软（Microsoft）和谷歌的创新打下了基础。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RC）也是如此，施乐（Xerox）旗下的这家研究实验室虽然发明了以太网和图形用户界面，但却未能把它们商业化。

贝尔实验室的一些宏大想法，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实现商业化，在AT&T被判垄断分拆后，竞争环境已使其无法确保公司的长期成功。在大手笔下注改变世界的技术方面，有一个令人痛苦的真相：创新想法的商业化通常比创新想法的提出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约翰·皮尔斯很清楚这一点。

要想成功实现佩奇和布林的远大抱负，Alphabet必须搞清楚最终让贝尔实验室和帕罗奥多研究中心陷入困境的创新之谜。如何对非核心业务技术成果进行商业化？到底该让谁去制造和销售那些无人驾驶汽车？如何从抗衰老研究中实现业务发展？解决创新周期中的这些问题，将会是创新的真正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