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的作用已不仅局限于舆论传播，其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也日益凸显——

社交媒体战,信息时代战争新维度

近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段用炸弹处决叛变者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作为新生代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社交媒体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发布处决视频到传播“圣战”思想再到开展人员招募，社交媒体已成为该组织对抗美欧等国的战略性非对称手段。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个人通讯工具的普及，围绕社交媒体的“叙事之战”日益成为现代冲突的焦点。从利比亚到伊拉克、从乌克兰到叙利亚，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冲突各方激烈交锋的新战场。

线下战争、线上对决、高度融合

开启现代战争新模式

2009年6月，伊朗爆发“绿色革命”，由于政府加强了对传统互联网的管制，伊朗民众利用推特、脸谱、YouTube等社交媒体传递信息、开展动员和组织集会，致使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这是社交媒体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首次亮相，展示了其在政治变革中的强大潜能。

两年后，当来势汹汹的“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诸国时，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助推动荡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是在埃及开罗解放广场，还是在利比亚班加西街头，以手机和社交媒体构成的网络成为反对派凝聚人心、争取支持的主要途径。整个“阿拉伯之春”期间，社交媒体不仅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联络功能，而且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舆论塑造和议程设置能力。

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军队发动代号为“防务支柱”的军事行动。在发起军事行动的同时，以军在微博上同步发布了行动声明，阐述以军行动的正义性。行动中，以军开设了“防卫支柱行动”“以色列在燃烧”等多个推特账号，不断更新战事最新战况，详细叙述以军为避免平民伤亡采取的努力，并将战果直接推送给对手哈马斯。不甘示弱的哈马斯也通过“加沙受攻击”“这就是加沙”等推特账号发布加沙民众遭袭的惨状，展示平民伤亡证据，以此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8天行动期间，以军与哈马斯之间通过社交网络的较量与实体作战同步展开，并贯穿于行动始终。这是社交媒体首次被直接应用于战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进程和结果。

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近年来，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交战各方无法忽视的作战新维度。

叙利亚内战中，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围绕社交媒体的交锋从未停止。反对派武装定期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网站上发布图片和视频，控诉政府军的镇压暴行，争取国际舆论同情。目前，反对派武装在各控制区都设立了社交媒体中心，负责制作和发布视频。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及其支持者也经常发布反对派实施爆炸的照片和视频，揭露反对派的残酷。为报复美国对反对派的支持，亲政府的叙利亚网络力量甚至盗用美联社推特账号，发布奥巴马总统被炸受伤的假消息，致使美国股市闪电崩盘，标普市值瞬间蒸发1365亿美元。

乌克兰冲突中，脸谱和VKontakte(俄罗斯版脸谱)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作战中，政府军和东部民兵武装利用社交媒体信息搜集情报，展示战果，揭露对方罪行。在顿巴斯战区，政府军士兵因在脸谱上发布自拍照而遭炮击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很多政府军士兵也是通过VKontakte找到对手的位置。今年1月，乌克兰信息政策部公开招募“网络战队”，其任务就聚焦于社交媒体信息攻防战。

情报挖掘、认知控制、心理震慑

锻造战争力量倍增器

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的作战实践表明，社交媒体可能产生飞机、坦克和大炮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效能甚至超过了一些传统作战手段。随着社交媒体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凸显，其作战运用日趋广泛，逐渐成为现代战争的力量倍增器。

其一，利用社交媒体搜集情报信息。社交媒体是挖掘情报信息的“富矿”。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恐怖分子、各类反政府武装甚至政府军士兵均把社交媒体作为传递和分享信息的重要平台，引起了各国情报人员的密切关注。通过对脸谱、推特、YouTube上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背景分析，能够判明发布者的位置和活动规律，进而实施精确打击。今年6月，“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位指挥官因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拍照，暴露了其所在大楼位置，随即遭美军战机轰炸身亡。

其二，通过社交媒体影响公众认知。在信息时代，不择手段打赢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遵循社会法则的胜利。在当前“饱和式”信息环境中，作战行动经常处在媒体聚光灯下，小规模战术行动也可能产生战略影响，公众认知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不断增强。与传统媒体相比，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受众广、速度快、参与性强，能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选定信息迅速推送给数以亿计的目标受众，进而影响目标受众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叙利亚内战中，反对派武装及其支持者从12个不同地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100多个视频和数千条消息，控诉政府军使用沙林毒气，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政府军发动了化武袭击，最终迫使阿萨德政府同意销毁化学武器库存。

其三，利用社交媒体实施心理震慑。在21世纪的冲突中，心理层面与物理层面同等重要，巧妙运用心理战能有效抵消对手在实体战场上的优势。在“防务支柱”行动中，开战第一天以军就在推特上发布了哈马斯高级军事领导人贾巴里被炸身亡的信息，并将战果转发给哈马斯官方微博，提醒哈马斯成员不要露面，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攻打巴格达前，“伊斯兰国”组织不断在推特上推送“我们来了，巴格达”的信息和图片，致使伊拉克民众误认为巴格达已被占领，引起了巨大恐慌。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作战运用呈现多样化走势。过去一年，“伊斯兰国”将社交媒体广泛用于散布极端思想，招募成员和募集资金。据统计，目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外籍“圣战者”人数达15000余人，其中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员达3000多人。事实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极端恐怖组织以小博大的重要手段。

成立机构、颁布法律、技术研发

多国发力社交媒体战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武器化趋势日益明显，英、美、俄等西方军事强国纷纷主动出击，采取设立专门机构、出台相关法规、加大技术研发等措施，意图夺取社交媒体领域的主导权。

早在2009年8月，英军就颁布政策鼓励官兵使用社交媒体，并制定了“在线接触指南”，用于指导官兵对社交媒体的运用。今年4月，英军成立了号称“脸谱部队”的网络战特种部队第77旅。该旅编制1500人，主要由精通网络技术以及掌握社交媒体和新闻传播知识的人才组成，其任务聚焦于在社交媒体上收集情报，实施信息攻防作战，宣传政府立场。此外，卡梅伦政府正积极谋求通过新的通讯数据法案，以便使安全部门能够自由监控社交网站，跟踪和分析用户的数据材料。

为强化对国际社交媒体的控制，2014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新法案，规定从2016年9月1日开始，有关俄罗斯公民的信息必须存储在俄境内服务器上。该法案还规定，日点击量超过3000次的博客必须在俄通信监管部门登记，传播极端主义内容或威胁公共安全的网站可不经法院判决直接被封禁。这意味着，一旦形势需要，俄政府部门可随时关闭推特、脸谱等外国社交网站。

在社交媒体战领域下手最早、招数最多的无疑是美国。早在2009年1月，美国陆军就设立网络和社交媒体部公共事务办公室。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陆续出台了《基于互联网能力的责任与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官方使用标准化操作程序》等文件，授权军方进驻重要的社交媒体网站，将社交媒体纳入美军组织文化。目前，美国国防部拥有上万个社交媒体账号，仅美国陆军网站一家就与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建立了2000多个链接。

为应对社交媒体领域的技术挑战，2011年7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局启动了“社交媒体战略传播”项目，目的是使美军更好地跟踪掌握部署地域社交媒体的热点动态，协助美军在社交网络上实施大规模宣传战。该项目将于2016年左右研发完成。此外，美国国防部积极委托地方公司，研发的信息搜索技术，致力于提升军方对社交网络信息挖掘利用的能力。如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专门设计了一套社交网络信息搜索工具，能将关注信息的范围缩小到指定的主题、类别和标准上，然后对信息进行排序，为情报用户提供高价值情报。今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通过与技术企业和宗教领袖合作，掀起一场反对极端主义的媒体运动。

此外，美军还积极与北约盟友寻求合作，共同应对社交媒体给现代战争带来的挑战。2011年10月，第24届北约联合高级心理战会议把“操控社交媒体”作为会议主题，共同探讨实施社交媒体战的策略、技术和方法。在反恐战争中，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建立了一种“社交式”的国际恐怖分子数据库，通过在该数据库中输入数千名嫌疑人的信息，然后运用社交网络分析程序梳理其微博关注和聊天对象，分析其相互关系，最终找出核心人物。

警惕“朋友圈”中的“钓鱼人”

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媒体的用户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编辑能力，自主性更强。随着社交媒体用户范围和数量急剧扩大，社交媒体在成为人们互联网上主流通讯平台的同时，也日益为各国情报部门所看重，成为情报人员获取有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

美国网络安全人员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开设一个社交媒体账户，假冒一名曾在海军网络战司令部工作过的女性，先后与来自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军官、参联会和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以及一些驻扎在海外战区的官兵建立了联系，并在与他们的网上交往中获取了一些敏感信息。而在社交媒体上的“潜水钓鱼”者，则可以冒充目标用户的朋友向其发送带有恶意软件的电子邮件，以便进行渗透和窃密。2010年3月，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脸谱上无意中提到了一次作战行动的时间、地点和部队，致使以军不得不取消行动，并将其送交军事法庭。为此，以色列军方当年就发布命令，要求包括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以色列军人一律禁止使用互联网的社交网站，以防止敌对势力渗透进以色列的安全系统和泄露军事机密。

美国国防部副信息官大卫·温纳格伦曾表示：“如果你只考虑安全而将通道封闭，就会使自己与世隔绝。如果你只考虑分享而不考虑信息和作战的安全，就会引狼入室。”美国情报部门曾做过统计，在各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中，有80%左右来自公开信息，其中有近一半来自互联网。而近年来，社交媒体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

社交媒体往往会收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在当前的主流社交网站中，一般都要求用户填写较为完整的个人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情况、婚姻状况、真实照片和手机号码。如果用户还要使用网站更多的功能，通常还需提供更多的个人信息。因此，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管理是防范泄密的第一道防线。在发布信息层面，有情报专家指出，仅凭微博中一张普通士兵的工作照，就能分析出一些秘密设备和军事设施的内部情况。社交媒体中的账号中往往具有明确的个人标签，其发布内容也会包含地理位置等信息，这些特点都使社交媒体成为获取情报信息的“富矿”。

在我国，社交媒体发展同样迅速，从微博风生水起到微信“朋友圈”的“习惯性刷屏”，信息传播方式被一次次改变。从写博客到发微博再到“朋友圈”，信息发布端的用户个人信息愈加明确，信息接收端的受众情况则在不断变化，通过社交网络泄露个人信息乃至失泄密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大。可以假想，如果“朋友圈”中混进了别有用心的“钓鱼人”，对某人发布的内容经年累月持续关注，进而分析判断，极有可能从中获取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因如此，在信息沟通手段越来越先进的时代，更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加严守网络使用的各项规定。

社交媒体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彰显个性、传播信息，另一方面，让用户在网络面前成为难以设防的“透明人”。因此，对于社交媒体这类新事物，思想上高度警惕和正确运用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可行的管控措施则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