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将8种行为纳入了刑律。这意味：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互联网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人们信息使用和传输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编造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时代，谣言是通过口口相传得以滋生与传播，是“舌尖上的谣言”，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则是“指尖上的谣言”，特别是微博、微信的兴起，仿佛为各类谣言、虚假信息插上了翅膀，使其扩散和传播的速度前所未有。有统计表明，接近6成的互联网虚假新闻源于微博，其中就包括微博博主恶意编写虚假信息，或是根据流行的新闻事件进行篡改。

网络社交平台上毫无事实根据的一篇帖子、一段留言、一条信息看似无足轻重，但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形是，各种虚假信息借助微博、微信平台的大面积传播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与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相关的不实信息的滋生、扩散和传播，已经与人的好奇天性无关，甚至与公众呼唤社会正义背道而驰了，而是一些人为吸引眼球、赢得“粉丝”恶意炒作，或是出于其他不良动机而为。这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也扰乱了社会秩序，并引发了公共恐慌。

从本质看，网络空间也是一种公共空间，不应该成为法治的盲区。相反，良好的网络秩序需要充分利用法律这一社会公器来规范、引导和治理。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紧密相伴的，任何一个权益主体都应当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责任担当者。网络社交空间中同样如此，每个参与者在便捷获取信息、自由表达思想的同时，自然应当承担责任。客观而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寄希望每个人都成为终结谣言的“智者”，不太可能。但在全面推进法治的条件下，所有使用网络的人都应该养成法治思维，坚守法治底线，尽可能提高信息识别能力，审视其真实性与科学性、风险性与危害性。至少，在没有核实真假情况下，不要传播那些不确切的信息，不能让自己成为谣言的推手，更不能“别有用心”地编造虚假信息，否则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说，将编造四种虚假信息的行为纳入刑法是很有针对性的，这让网络虚假信息的治理有法可依，对营造清洁有序的网络环境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的立法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要保护网络信息使用者的权利，营造良好的网络秩序。徒法不足以自行。就网络虚假信息治理，有法可依当然值得肯定，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如网站和媒体就不应当回避社会公共责任，需要做良善网络空间的守护者，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谣言谣传及时删除。同时，政府往往是权威信息的掌控者，有责任铲除谣言和虚假信息孳生的土壤，即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回应性，增强舆论的引导能力，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尽可能依法让他们了解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