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欠薪的种种治理方式远谈不上成绩显著，但主动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在传统行政监察与司法打击手段之外，更多更广更深地植入和开发技术手段的思路，肯定是破解恶意欠薪难局的监管新思维。

昨天正逢农历小年夜，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就“春节前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接受在线访谈。概括起来，邱副部长的谈话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宏观信息。

第一，2013年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案件24.4万件，为471万劳动者追讨拖欠工资269亿元。总体看，全国恶意欠薪案件所涉及劳动者人数呈继续下降态势。邱小平没有披露去年到底下降了几个百分点，但去年前三个季度，这一下降比例达23.9%。

第二，每年春节前后是恶意欠薪矛盾高发期，亦是专项打击恶意欠薪的重点时段。今次专项打击从去年年底启程，共10个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参与，截至本月15日，已为各地共150.3万农民工追讨回被拖欠工资109亿元。今次专项追讨的受益农民工中，建筑业农民工依然占到九成左右。

第三，虽经多年整治及多管齐下的制度建设，主要受害者为农民工的恶意欠薪依然量大面广，恶意欠薪现象要有一个根本性改观尚有待时日。而且，老的矛盾不及解除，新的矛盾又相继生成。譬如邱小平坦言：拖欠虽主要仍发生在建筑领域，但其他行业也开始明显增多，而且拖欠工资的背后往往是上游企业之间的逐层拖欠或交叉拖欠，致使讨薪难度明显增大。

至于邱副部长所谈及的“其他行业也明显增多”所指，各地情况可能有所区别与差异—以上海为例，主要表现在餐饮、美容、娱乐、养生、保健、健身、租赁等服务行业，也都不同程度感染上了“欠薪病毒”。由于上述服务业以往的生意，有相当一部分依赖公款消费抑或“私款请公”支撑，如今随着反腐步步深入，不少以往寄生于“亚腐败土壤”的此类服务类企业，开始批量倒闭，甚至出现老板卷钱跑路而导致员工应得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无从着落，渐成恶意欠薪新的“高危领域”。

恶意欠薪始于1990年代初期。到新世纪初年，其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及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达到历史顶点，以至于当时刚履新的总理温家宝都被“卷” 入其中，亲自为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回了包工头欠她丈夫的工钱。至此，全国步入打击恶意欠薪制度建设第一阶段，重点是制定地方法规或行政规章，在建筑业等欠薪高发行业建立拖欠工资预付基金，以及建立对拖欠企业的戒惩规矩。第二阶段是恶意欠薪入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3最高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此罪的法律适用标准。仅司法解释颁行后至去年底，全国因此罪入刑的老板或包工头已达70余人。

从部分省市的情况看，打击恶意欠薪已从事后被动打击转入事前预（设）防的第三阶段。

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已建立起所有入沪建筑企业面面俱到的大数据库，全市建筑工程不分大小，农民工工资必须每月按规定期限在线支付。哪家建筑工地出现拖欠，劳动监察部门不光在线实时监察，还自动纳入监控黑名单库在线“丢人现眼”，到年底，一系列综合惩罚手段还要对失信企业再算一回总账。甭说犯罪式欠薪，即便违法式欠薪，失信成本已高到让企业不堪承受。到去年，上海全部建筑农民工只有2%出现零星短期的工资拖欠，其中98%的拖欠发生在工程量极小、一般不签用工合同的零星建筑劳务交易中。另外，针对服务行业内新呈现的工资拖欠现象，上海已着手在多个服务行业，针对行业用工特点及破产倒闭的一般形态，探索防止“欠薪病毒”恶性蔓延的配套做法。譬如，已着手尝试在上述服务领域建立欠薪预付基金，以备需要时统筹垫付救急。对上述服务领域内实行预付卡消费的企业，试行预付卡账户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防止经营者以经营不善为由圈款跑路伤及员工报酬权益。此外，发端于建筑行业的员工工资按月在线支付也开始纳入推广范畴。再则，利用各服务行业内部广义大数据采集和行业间交叉形成的大数据采集，建立相应的大数据包，实时监控和分析某个服务行业的景气程度、盈利现状、工资水平，更在宏观层面对可能的拖欠工资进行未雨绸缪式的提前预警……

目前，对欠薪的种种治理方式远谈不上成绩显著，但主动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在传统行政监察与司法打击手段之外，更多更广更深地植入和开发技术手段的思路，肯定是破解恶意欠薪难局的监管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