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是中国和世界年轻人难得的成功自由通道，它体现的恶，必须要通过民主机制获得制衡

关于大数据会对社会产生的问题的讨论，我读过最深入的见地，莫过于克罗尔（Alistair Croll）2012年10月的一篇博文：“可能数据驱动下的世界给人最大的威胁是道德方面的。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由不确定性编织而成。我们有福利、保险等等机制，仅仅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以共享资源的方式分担风险。我们越是能预测未来，我们越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但克罗尔在说这句话时，没有点名“我们”是谁。的确，有了大数据，可以预测一个人的购买习惯、健康状况、危机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其准确度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增进。虽不能就此断言这就是预测未来的工具，但有了它的确会拥有更准确的信息优势，足以获得巨大利益。很遗憾的是，大数据和互联网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内容产生机制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人人都能使用的工具，从诞生开始，它就更“亲”政府和企业。克罗尔能用“我们”来谈论大数据，也是因为他本人是互联网企业家。

最偏远地区的农民可以用几百元的国产手机上微博，但全国3亿用户的微博大数据只有新浪公司和中央政府网监部门才能染指，这成就了新浪微博的拆分上市，以及中央网监部门在政府内地位的提升，外加每年数百亿元与此相关的生意。在美国，情况也一样，最大的大数据处理机构是政府的国家安全局（NSA）；做未来危机预测花钱最多也做得最好的，是武器公司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国防部的合作项目ICEWS，而民间大数据翘楚如谷歌、Facebook等企业，被迫让NSA在大数据上留有后门接口。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恶果，是因为个人建一个博客的时间成本大概是一小时、发一条微博的成本大概是一分钟，但大数据的收集、分析所需要的技术准备、存储资源、运用成本和编程维护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所以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能“拥有”大数据，而必须以某种方式“购买”其分析结果。这简直就是一个冤大头的年代：个人产生的社交信息被企业集中，经过分析，重新以各种方式卖给信息生产者本人。

拥有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的企业，财富积累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目前正在全球各国蔓延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对这些人产生影响，无论在硅谷还是北京，每个月都有相关创投企业被购买、被追加数亿投资、不断产生亿万富翁的故事。

而能控制大数据公司的政府，无论是以秘密进行的方式（如美国），还是公开的方式（如中国），数据权力集中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美国“9·11”之后建立的NSA大数据监控系统，如今已经到了漫天布网、可以预测潜在恐怖人士的地步；而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也在5月9日明确指出要提高用大数据预防打击犯罪的能力。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真正的“左派”，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从诞生起就透着资本和国家机器味道的新技术。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这个新技术，无论怎么玩，都无法拉平财富差距，只会快速积聚政府权力和企业资本。用阶级斗争的语言翻译克罗尔的话，就是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和政府（“我们”）越来越能预测公民（“他们”）的未来，并由此盈利和集权。

当然，我不是“左派”，不是阶级斗争理论爱好者。我相信资本和权力无法真正同流合污，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制衡出现，让整个社会走向改善。在谷歌、微软、雅虎等企业的逼迫下，美国白宫不得不在5月1日发表名为《大数据：抓住机会、保存价值》的白皮书，提出如何平衡大数据发展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路线图。这也是历史上法治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最终能驯服凶恶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本身，并不是贵族技术，只要有相关程序员就可以。拥有大数据资源的网站公司本身，也完全可从一个小App开始。任何一个立志于网络创新事业的年轻人，只要视野和机会得当，都可搭上这轮风潮，依靠大数据成为克罗尔眼中“我们”的一员。在中国近年来因为社交媒体创新而致富的年轻人，也很少是“官二代”。在大数据技术造成的财富地壳位移的过程中，个人上升通道，至少对有心的年轻人来说，也算公平。

所以作为阶级斗争论的反对者、一个“右派”，我认为大数据是中国和世界年轻人难得的成功自由通道，它体现的恶，必须要通过民主机制让恶与恶互斗以获得制衡，然后通过法治固定下来，最终保护普通民众（“他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