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的闷热天气里，为“中国自助式公益法援平台”工作的律师张兴彬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或许是第一个“火”起来的案子:状告苹果手机。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一名华人也将苹果公司告上法庭。屡屡作为被告的苹果公司，近日在一份声明中承认了系统“后门”技术的存在。

移动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不再只是一个个体。也许就在人们拿着手机戳屏的时候，个人信息已被收集到数据库。大数据时代，“零隐私”的恐惧已经到来。数据开放与安全边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讨论。谁来保护人们的信息安全，靠市场和个体崇高的自律精神还是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本身?

苹果手机在多地被告

“航班取消、旅客与机场冲突……到处都是坏消息。”7月27日，张兴彬翻看手机上更新的天气和新闻。一条消息顿时让张兴彬兴奋起来，据路透社报道，苹果手机公司首次承认，“该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一项此前并未公开的技术来提取iPhone中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

张兴彬的职业是一名律师，为一家名为“中国自助式公益法援平台”的公益组织工作。苹果公司对“后门”的确认，让他手头上代理的一个诉讼案有了依据，“姚女士这场官司果然打得很值。”

事情最早发生在今年6月25日。深圳市民姚女士在“中国自助式公益法援平台”网站发帖称:“新买的苹果手机有很多自带的预装软件，有些用不着，又删除不掉，很不方便，是不是安全的还不确定。”

张兴彬当时查询到，2012年6月，工信部曾发布通知，要求手机生产企业不得安装未向用户明示未经用户同意擅自调用终端通信功能，造成信息泄露的软件。

姚女士怀疑的正是这个问题，“软件无法自行卸载，就存在很大自身问题。”她发现苹果手机中有多个无法卸载的预装软件，虽然不懂技术，姚女士仍旧有疑问，“软件是不是被植入了一些特殊代码?手机有没有涉及到监听个人隐私呢?这很难说。”

收到姚女士提供的资料后，张兴彬到深圳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深圳福田区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对苹果手机感到怀疑的人并不只有姚女士。

一位网友在网帖中给张兴彬留言说，自己两年前买过一个苹果手机，自从斯诺登曝光“棱镜门”后，他就换了其他牌子的手机，“就是怕苹果手机不安全，怕个人资料被盗，担心安全性没保障。”

在美国加州，7月28日，一位名为马晨(音)的华人在加州圣何塞法院向苹果公司提起集体诉讼，声称苹果公司已经向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了用户的相关信息，美国政府已向苹果公司发送超过1000次获取信息的请求。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苹果公司因为数据保护问题屡屡惹官司。

2011年，近三万名韩国苹果手机用户起诉苹果公司，未经同意擅自搜集用户行踪信息，要求苹果公司赔偿271亿韩元(约合1.6亿元人民币)。数月后，一名用户胜诉，苹果公司向其支付约合6100元人民币的赔偿款。

同时，苹果公司就手机定位事件，收到了来自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开出的全球第一张罚单，被指控违反了位置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处以300万韩元的行政罚金。

2012年，苹果公司再次因搜集用户位置信息，在美国圣何塞被集体诉讼。

强制性的“霸王条款”

作为苹果手机用户，马晨称自己没有收到苹果公司追踪、记录以及传送用户信息的通知。在没有得到苹果公司询问、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她对苹果公司每天详细记录其行踪并上传至苹果公司数据库的行为毫不知情。

今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黑客大会上，安全专家乔纳森·扎德尔斯基展示了如何利用存在于iOS系统后台的“后门”服务，从苹果手机中提取出大量数据。他称，苹果手机用户对此并不知情，且无法禁用它们。

苹果在一份声明中对此予以澄清:“我们设计开发了iOS，其诊断功能不会对用户隐私和安全带来影响，该功能向企业的IT部门、开发者和苹果维修人员提供所需信息，但在获取这些受限制的诊断数据之前，需要用户解锁设备，以及获得该解锁设备的授信。”

不过，这一点在“技术男”孙烁眼里并不难实现。孙烁目前在一家互联网技术公司负责设计APP手机客户端，他很了解智能手机的系统设计。

“拿苹果手机为例，其设计的iOS系统在使用前会向使用者弹出一个激活协议，这个协议上标明只有在用户同意iOS系统自带软件收集用户位置、照片流等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对苹果设备进行激活。”孙烁说。

在孙烁看来，这项设置看似让用户选择，实则是带有强制性的“霸王条款”，而在以后使用过程中，系统并没有关闭这些推送信息的功能设置。

只要在手机上使用软件，用户使用软件的时间、地点都会被记录下来。

孙烁解释说:“手机中的定位功能可以显示手机用户活动的地点、时间，能看到一个人详实的行为轨迹。”

这些内容也在马晨的起诉书中提到，她提出:“iOS系统没有向用户提供有效的方法来关闭定位服务，如果关闭了将有可能让iPhone的一些功能失效。”

其实，不仅是苹果手机系统，其他智能手机及其软件都存在向各种数据库收集个体信息的功能。

“只不过其他手机系统不像苹果手机系统，可以选择性关闭这种推送。”孙烁说，“如果不关闭，就相当于使用者打开了自己信息数据的大门，没有锁，谁都可以进进出出，没有任何秘密。”

互联网时代给人们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双刃剑效应也逐渐凸显，网络信息安全隐患悄然渗入。

2013年10月份，微博网友爆料了一个名为“查开房”的网址，只需要输入姓名或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到真实信息。但此网址刚发布即被有关部门取缔。

然而，同一个月内，一个名为“2000万开房数据”的文件出现在网上。“2000万开房数据”记录了多家酒店从2010年到2013年1月份近2000万条开房信息。检索界面也十分简单:只有一个输入框和一个查询按钮，只需输入被查询者的姓名或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到包括性别、生日、手机号、邮箱、公司信息和开房时间等信息。

隐私危机被夸大了吗?

2007年，美国奥莱理媒体创始人蒂姆·奥莱理曾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数据可能比软件还要重要。”

当时的一句推想，如今看来已成现实。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登记的印刷版书本的信息量为15TB，谷歌每小时处理的数据为1024TB。而2013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超过8亿TB，2倍于2012年，相当于2009年全球的数据总量。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云技术近年来在应用领域带来了巨大变革和市场变化，数据的存储和携带问题随着云技术的出现迎刃而解，云存储成为当下信息存储携带的便捷方式，只要有网络，无需再带硬盘等存储工具，登上云端就可随时随地查看数据。

作为国内大数据以及云计算方面的专家，王坚目前担任了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截至今年3月，国内个人云用户数已超过3.51亿人，其中，百度云盘和腾讯微盘用户数均已破亿，分别达1.34亿人和1.24亿人。

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各大互联网巨头显然不会错过“大数据”这个发展机会。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企业纷纷推出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新产品或新举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画地圈羊”。

随着互联网发展迅速、技术广泛应用，越来越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汇聚到网络，网络安全风险也被人们不断提及。

(下转A18)

201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2013互联网安全大会”上，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断言:越来越多的员工会在企业内部使用手机，甚至未来手机会成为访问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工具，所以，一个个手机相当于在原本严密保护的企业边界上，打开了无数缺口，攻击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到企业的内部。

网络安全威胁正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对个人和企业，对国家也是如此，很多电影大片中的情节正在变为现实。

国际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刘易斯2008年曾为奥巴马政府作出网络安全决策报告，其中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网络战”攻防能力。“2013互联网安全大会”上，刘易斯透露，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12个国家在军事方面制定了网络攻击计划。

我国对此已经启动应对预案。

2008年，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国家灾难备份与恢复技术实验室，集合国内学界顶尖研究人员，进行网络安全技术攻坚和人才培养。

不过，王坚觉得“危机过于夸大”。

“两三年前，大家在谈什么?都在谈云计算的安全、隐私是不是会有问题。”王坚说，如今有一家公司，第一次告诉人们它可以把金融安全的电子证据放到云上去。他认为这可能是司法部门认可云上的数据可以来作为人们的电子证据。

王坚认为，如今无论是政府还是那些实践公司，他们对云数据安全的认识其实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讨论安全，但是最后大家发现什么地方最安全?把你的东西放到云上是最安全的。”

数据开放的边界

美国哲学家艾茵·兰德曾在1943年就提出:“文明，就是向拥有隐私权的社会不断迈进的进程。野蛮社会的一切都是公共的，靠部落的法则来治理。文明是将一个人从一群人当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在半个多世纪过去的今天，在数据保护及隐私权问题上，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理念:一种是以欧盟为代表强调隐私保护，限制数据使用的理念；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认为人格自由是隐私权的基础，强调个人对数据的控制性，注重推进数据合理化使用的发展。

这两种立法的客观结果是，美国成为现代网络发展的前沿阵地，而在欧洲并未出现任何一家世界范围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巍认为，我国在选择数据保护之路的时候，更愿意倾向于美国式保护体系，更愿意在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和保障用户控制数据自由的基础上，推进数据的合理化使用。

不过，今年5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曾表示，将对重要网络技术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审查，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将不得进入中国规模超过3200亿美元的网络技术市场。审查的重点在于产品的安全性和可控性，旨在防止产品提供者利用提供产品的方便，非法控制、干扰、中断用户系统，非法收集、存储、处理和利用用户有关信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曾指出，“斯诺登事件”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长期以来，少数国家政府和企业利用自己产品的“单边垄断”和技术“独霸”优势，大规模收集敏感数据，不但严重损害了广大用户的利益，而且对其他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朱巍认为，目前阶段侵害个人信息的表现，已经不局限于对个人身份信息的窃取，违法方式也不仅局限于对个人信息的不正当商业化利用。违法人员和组织对个人信息搜集呈扩大化趋势，包括个人基本资料、网络行为资料、现实动态资料、网络交易记录、政治倾向调查、隐私行为监控等多个方面。

“苹果公司对电话使用者的行为监控就体现出这一点。”朱巍说，此前韩国政府已按照该国《位置信息保护法》对苹果公司处以罚款。但是，我国因相关法律适用缺位，尚未对此做出明确回应。

对于苹果公司“后门”事件，朱巍认为，只有通过我们自身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才能彻底清除隐患，才能真正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

作为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副主席，徐子沛在大数据方面也颇有研究。他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中国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的议案。

对于大数据开放的界限，徐子沛认为，第一就是不危及国家安全，第二是不能侵犯公民隐私。对商业组织来说，还要顾及它的商业利益。除此以外的数据，都应该开放，而且是免费开放。

对个人来说，徐子沛解释说，关键在于要有能力、渠道、权利去管理和自己身份相关的信息，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公开，以及用什么方式公开和自己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个人对自己的数据必须要有控制权，因为这关系到个人的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