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起，余杭老百姓就收到一份关于余杭法治指数的问卷调查，上面可以对余杭当年的党风、行政、司法、权利救济、市场秩序、监督工作、民主政治、社会安全感等方面的情况打分。截至目前，余杭已发放15676份这样的问卷。

说到这张卷子，不得不提一个人，在余杭，有个爱折腾的倔老头叫马其镖，大家管他叫老马。

2005年，时任余杭区司法局局长的老马正在搞“法治余杭”建设，专家组建议，衡量经济有指数，搞法治也必须得有个衡量指数，于是请来浙大光华法学院设计指标体系。于是就有了全国首创的余杭“法治指数”。

小到家里漏水，大到人命关天

都有贴心的人民调解员来搞定

余杭“法治指数”的概念在全国是首创，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建立在对余杭村（社区）、乡镇（街道）、各机关等全体量化考核的基础上，结合法治民意调查反馈的庞大体系。当初，法学院教授设计的量化评估体系，老马觉得缺乏实际操作性，要求重新做，教授先后改了三稿，终于让倔强的老马点了头。家庭不和睦、邻里有矛盾，孩子上学调皮捣蛋不听话，家人工作、经商遇到难题……这些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你都可以在“法治余杭”体系中寻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

老马今年63岁，退休后，他成了余杭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医疗纠纷调解一般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有的纠纷一调就是一两个月，老马本着情、理、法三结合的原则，3年来苦口婆心，成功调解了200多起医疗（患）纠纷。

在余杭，像老马这样的人民调解员，一共有2066名。仅2013年，余杭各调解组织共受理的21090件纠纷中，调处成功的就有20792件，成功率达到98.6%。

早恋、斗殴、网瘾、拍不雅照

叛逆期青少年，法治副校长管起来

学校政治处一个电话，王斌就飞毛腿般赶去学校，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给叛逆少年现身说法。他的身份其实是余杭临平南苑派出所副所长，3年前，开始担任临平职业高级中学的法治副校长。

临平职高就在南苑派出所管辖的区域，学校有93个班，4300多名学生，其中有80个班还是非全日制的。学校周边车水马龙、商业繁华，不少学生还是住校生。

在余杭的107所学校中，像王斌这样的法治副校长一共有162人。

除了每学期两次的安全教育大课，平日里，王斌操心的事比一般孩子家长还要多，比如学校里男女同学有没有早恋苗头，男孩子之间有没有拉帮结派现象，高年级同学有没欺负低年级同学，下课后有没有孩子去网吧、KTV、棋牌室等明令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场所等等。王斌说：“自从当了法治副校长，我可以把学生间的矛盾，在萌芽状态化解掉，不但保护了孩子，无形中也给自己减了负。”

职高的孩子调皮难管，每天上下学的点，王斌都要派队员去学校附近溜达，防止孩子和不良社会青年接触、聚众闹事、去网吧打游戏等情况的发生。

办了十年厂，合同一份没拟过

村里律师免费上门送你“法律体检”

40多岁的陈老板只有初中文化，是余杭星桥街道一家来料加工企业的老板。、

企业原来是个体户性质，有10多个员工，现在“个转企”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最近，陈老板交了一个新朋友，叫蒋新，他是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们认识是因为一次免费的“企业法律体检”。今年，余杭区开展了“个转企”法律服务直通车，通过325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上门为1600余家“个转企”企业开展无偿法律服务，并率先在星桥街道开展试点，蒋新是试点街道4个村的驻点律师，陈老板是他第一个成功拜访的服务对象。“法律体检有涉及企业结构、管理、财务、产权、法务方面的60多项内容，陈老板的企业体检下来不到70分，相当于不及格。”

蒋新说：“体检下来我发现，陈老板公司员工因为流动性大，有人没签劳动合同，没缴过社保；企业做了10年加工生意，居然从没拟过订做合同，跟客户的订单都是QQ聊天记录；陈老板有个股东，但从没开过股东会议，有事两人都是打电话口头商议的。”

“我劝老板，现在公司上了规模，应该跟工人签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这对企业和员工都是有保障的；我还为他免费制作了一份订做合同，告诉他，只凭QQ聊天记录做生意是有很大法律风险的；股东会是碰头会，不能用打电话代替，而且会议的决定是要形成书面材料，以便日后形成不必要纠纷。”

蒋新的“良药”苦口，陈老板表示接受需要一点时间。于是，蒋新留了电话和QQ，两人经常聊天成了朋友，陈老板的企业也一步步规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