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实现政务公开，司法公正。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企业、政府、科学和法律等领域中的进一步推广应用，不仅为我国法治公开公正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也成为促进社会公开公正的利器。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实现法治公开公正提供了新的时代课题。传统意义上的公开公正主要侧重执法理念和过程要公开公正，政府信息要公开公正，民众信息被二次利用要公开公正等。自2013年“大数据元年”以来，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产生了新的不公开不公正问题。其一，由于缺乏对民众数据身份管理的相应制度，民众的躯体隐私、信息隐私和空间隐私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威胁。很多企业为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不惜以牺牲民众的隐私安全为代价。所以，大数据时代由隐私问题产生了权利与责任的不公平问题。其二，大数据拥有分析过程产生的数字鸿沟可能引起对不同年龄、性别、族群、健康状况和社会背景的歧视，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大数据的产生与应用过程多是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非网民就会被大数据边缘化，而产生不公正问题。同时，由于普通搜索引擎和专业搜索引擎之间搜索能力差异很大，在信息搜索阶段就产生了数字鸿沟。也就是说即使都是网民，由于所使用的搜索引擎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公正问题。因此，大数据时代，我国法治工作的公开公正，不仅需要协调民众、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的利益关系，而且需要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公开公正。

大数据技术的 “追踪痕迹”功能，为实现法治公开公正提供了技术支撑。所有的机器或电子设备都会留下数据痕迹，大数据技术通过追踪这些痕迹发现问题，预测未来。大数据技术的“追踪痕迹”功能有助于提高我国法治公开公正的水平。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追踪痕迹”功能通过关联性分析，可以挖掘民众对法治公开公正的真正需求，促进我国法治的公开公正。民众、政府、企业等对公开公正的真实需求具有隐蔽、复杂和易变等特点，历史的静态的数据分析无法反映不同群体的真正需求，而互联网、物联网上的大数据能够反映不同群体对社会公开公正的真正诉求，成为政府实现公开公正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追踪痕迹”功能的客观性，可推动司法公开公正。司法人员依托监控、网络评论等相关大数据，可以提高侦查、取证、审问等办案环节的透明性和准确性，提高办案的公正性；大数据的“追踪痕迹”功能也成为约束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的重要利器，大数据可以对司法人员执法过程的轨迹进行“追踪”，对司法人员执法结果的公开公正性进行预测，成为监督执法人员公开公正办案的“另一只眼”。

大数据技术在推动我国法治公开公正的过程中，客观要求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大数据技术的“追踪痕迹”功能主要在技术层面解决能不能的问题，在社会实践中还需要通过政府治理解决该不该的问题。如大数据技术在实现法治公开公正过程中可能产生隐私威胁、数据滥用、能耗过高、价值密度低等问题，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首先，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解决大数据可能带来的隐私威胁、数据滥用等不公平问题，规避数据二次运用或过度披露所带来的风险。其次，政府在实现公开公正过程中应考虑民众、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推动公共权力和民众权利的再平衡，并建立赔偿机制，一旦发现监控出错应及时平反纠错，给予赔偿。第三，提高政府筛选数据和管理数据的能力，降低法治公开公正的管理成本，对确实无用或使用价值低的大数据要及时删除，减少存储量，提高政府实现法治公开公正的效率。

大数据技术在推动我国法治公开公正的过程中，客观要求提高不同群体的学习能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水准。大数据技术在我国法治工作中的不断渗透，客观要求我们不仅要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业务水平，而且需要提高企业、政府和民众利用大数据的能力。首先，要培养不同群体用“数据”来“研究问题”的思维。我们习惯于根据“研究问题”来收集数据，这是对已经发生的不公开不公正问题进行事后处理，具有针对性，但是不具有预测性，造成的社会危害比较严重。利用大数据技术的“追踪痕迹”功能我们来“研究问题”，对可能产生的不公开不公正问题进行预测，具有预防性和前瞻性，可以减少对社会的危害。其次，要提高不同群体对相关性分析方法的应用水平。大数据技术通过多维度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来认识事物。社会公开公正问题的解决过程是协调民众、企业和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过程，只有企业、政府和民众使用好相关性分析方法，积极发挥大数据的正能量，学会规避大数据可能带来的伦理、安全、能耗等风险，才能真正实现我国法治的公开公正。

总之，大数据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为我国实现公开公正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同时也为我国实现法治公开公正提供了技术和治理方面的支撑。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法治的公开公正，必须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正能量，规避大数据可能带来的风险，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