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迈入科技始之狂飙突起、继为时代先锋的新纪元。20世纪，随着科学各领域的广泛交叉、科学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及科技与工程的风云际会，涌现出以曼哈顿原子弹研制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代表的大科学工程范式。一者不仅洞开微观世界之门，而且释放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所有最伟大的神话均远未企及的巨大核能。二者不仅使人类跨出孕育并繁衍我们的地球，而且变宇宙天堑为人间通途。三者及万物之灵长人类，通东西哲学之两极，不仅用还原论上“全元素洞幽的放大镜”，穷尽生命系统全部构成元件(基因);且以整体论上“巨系统览胜的望远镜”，汇融万千元素为一体，集大成!

大科学工程，是以工程方式、计划手段、汇聚科技资源与力量整体推进重大科技计划的最新范式，是科学研究由传统的“手工小作坊”向现代大规模“工场”演进的一次革命。20世纪以来，它既创大数据源流，又通大发现新洲。近年来，风起云涌于全球的大数据浪潮，就发端于几乎同时出现的物理学强子对撞机实验与基因组学研究。虽然无论文明之初的刀耕火种，还是文明繁盛期的潜海探天，人类理性对自然、对自我的探究，无不经历数据、信息(数据间的关系)、知识(信息中的模式)与智慧(知识中的原理)四大范畴，而无关结绳计数还是电子超算。但大科学研究终以数据洋流正信息时代之本，IT时代终于在长期有T无I之后，有了I!

科学史，是一部厚积薄发的发现史：人类对某个领域的认知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划破历史长空的科学大家，应承时代的召唤、指引纪元的更替，促使重大发现喷薄而出，迅速汇聚成滚滚洪流，冲破已有理论信条的桎梏，开辟全新的理性认识境界，点燃一个或多个学科使其呈现爆发式成长乃至革命性突变，推动该领域进入大发现时代。其中，厚积阶段通过积累大量数据而“聚能”，继而突破“能垒”、实施“点火”。历史上，自发、散在的研究聚此势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皓首穷经，而大科学范式的“兵团作战”以空域和领域维度上的大规模换取甚至超越时域维度上的长尺度，实现今朝一日、史上数年。

大科学成就王者

科学，源于人类理性觉醒后至真、至美、至善的可思性内生张力，力在悟性;而鼎盛，一定程度上赖于其实用价值、尤其是独特价值突显后至实、至用、至效的可视性外在引力，力在物性。因此，科学在最近500年间不断鼎新人类文明的同时，自身也被现代文明彻头彻尾地重塑，如科学研究的体制与模式。17世纪前的上千年，科学研究一直以最初的个人(或学派)自由探索为主，18世纪发展到松散的学会(或无形学院)，再到19世纪的实验室模式，20世纪则迅速上升到国家规模甚至国际规模。21世纪，科学已真正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甚至成为国家或地区重要的战略产业，科学技术纵横捭阖的一体化潮流势不可挡。一方面科学整体化、技术群体化;一方面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其中，大科学范式一马当先，谱写了不朽的春秋，当代全球产业的风向标——从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到新一代生物技术，无一例外均源于大科学工程。美国更是凭借一系列大科学计划拔地而起、脱颖而出，迅速成为人类科技史上新的“盟主”。

美国科学的兴起，主要得益于英国的科学传统和德国的科学体制。一方面，资本创造出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所创造的社会民主空气和实用主义哲学使美国科学的起飞一开始就踏在“巨人的肩膀上”。整个19世纪，这个年轻的国家以其技术上的创造性闻名天下。1890年，美国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英、法、德，位居世界首位，但此时的科学只是“再版的英国小科学”和“再版的德国实验室”。美国虽爬上了“巨人的肩膀”，但未从其上站起来。美国科学的起飞，严格来讲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确切地说，是创造性地实施“曼哈顿”“阿波罗”两大科学工程后。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次年，“曼哈顿”计划实施，标志着美国“大科学”的开始，同时揭开了人类“大科学”时代的序幕;1945年，两颗原子弹相继在日本爆炸，迫使日皇求降、宣告二战结束。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随即启动“阿波罗”计划。之后，正是凭借“曼哈顿”计划发展的原子能技术和“阿波罗”计划开发的制导、控制新技术，美国才主导了战后50年全球武器装备的革新。而“曼哈顿”计划发展的1-5代计算机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阿波罗” 计划完善的卫星技术，则直接构成了当前信息化军事革命的基石，正是它们把美国送上了一尊独大的“霸主”地位。两大科学工程不仅保障美国赢得了二战、冷战，而且令其茅塞顿开，进而确立了美国政府不因党争、轮替而动摇的“铁石战略”：全力实施大科学计划，稳固其超一流科技大国的地位，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其高技术的发展。确实，每当美国政府需要调动全国科研力量攻关，用科技促进国家安全和美国工业在国际上竞争力的时候，它就会推出“大科学计划”。而且，美国政府 “领导世界”的欲望越强，面临世界经济和军事竞争的压力越大，其大科学计划的规模就会越大，项目就会越多。美国一直自我标榜是长期搞市场经济、崇尚自由、反对“计划”的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度能再三动员和集中国家规模的科技资源于大科学攻关，足见其大科学计划背后国家战略至上、原创战略制胜的灵魂和“法宝”。美国这种单独“领导”和支配世界的欲望，决定了它必然把有益于提高综合国力的“大科学计划”继续下去。冷战结束，“星战”计划受阻。中国崛起， “脑”计划新启。其中况味，值得深思。

正如信息化军事革命，美军全盘借用苏军革命性理论一样，“规划科学”、甚至“大科学”模式，美国同样是悄悄接受的苏联“十月革命”后创立的理念。苏联在20 世纪20年代首创的“大科学”事业和“规划科学”思想，在西方起初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瘟疫”。但是，战争和经济大萧条迫使资产阶级政治家明白，“科学的应用并不是科学本身能解决的问题，而先发现人类的各种需要，然后再经精心思考和严密计划，才能找出方法，从而满足这种需要。科学功能的这种萌发意识，确是 20世纪社会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这里，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大科学”形成的历史贡献。苏联的“规划科学”思想，通过 1931年第二次世界科学史大会传到西方。此会，苏联派出了以布哈林为首的代表团到伦敦，苏联学者充满革命与科学精神的论文，把科学史的全新视野展现于西方“地平线”。会后，贝尔纳开始了其英国与苏联的穿梭式访问，并发现：借助“大科学”计划，苏联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国防科技和工业科技突飞猛进，其发展水平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发展速度甚至高出一筹。进而令他确信：“苏联的‘大科学’模式是对的，苏联的规划科学取得了成功。”以其为首的西方左翼集团从此开启科学学研究，论述“大科学”思想，继而出版了享誉全球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战后，他还自觉地将“大科学”原则，用于西方各国科学事业的重建。1962年，美国科学学家普奈斯步其后尘，出版名著《小科学，大科学》，从而使美国集“大科学”实践、理论之大成。

根植苏联的“大科学”思想随着共和国的新生传到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积弱积贫上百年的中国几近崩溃。在西方全面围堵、封锁的背景下，我国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苏联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即“规划科学”“大科学”的发展道路。我国在确定国防科技发展方向、选择重点攻关领域上，充分借鉴苏联“老大哥”的成功经验;在调集力量、组织攻关上，大力发扬我党在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优良传统;在兼顾科学决策与行政管理权威上，我党大胆起用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批培养于旧中国、成长于西方列国、但拥有强烈爱国心和卓越科研、管理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大科学”之道，是自强之道，更是王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