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畅想这样的情景：科技部门正准备给予某企业资金扶持，审查时发现该企业欠缴社保费用，遂取消了其资格；纪检部门的监测系统自动跳出红色预警信息，显示某官员的大舅子名下突然多出3套房产，该官员被列入“疑问名单”；税务部门发现某企业的实际纳税额跟用电量严重不符，怀疑是报税偏低；城市规划部门在某小区附近增设了固定菜市场，而这正是基于数据分析机构提供的《流动小贩数据分析报告》；某社区的综合巡查员在巡查时发现某小店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用手持系统上报时发现，该小店的经营许可证号涉嫌造假……

打通各部门的数据系统之后，这些设想中的情景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但如今，政府各系统、各部门的数据信息存在严重的割裂和壁垒。即便手持二代身份证，普通民众很多时候也必须去请一个部门不断向另一个部门开具证明，证实“我妈是我妈”。

而广东佛山市的南海区，已经在试水打破林立的“数据烟囱”。全国首个区一级数据统筹机构—南海区数据统筹局已经挂牌成立一年。区级政府进行数据统筹是否可行？对政府治理会带来哪些改变？现实推进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天花板”？

艰难的“共享”

目前，南海区建成的数据资源目录平台和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已经实现工商、质监、劳动、社保等65个单位的数据注册、查询、共享和交换。截至6月9日，注册数据表已多达1083个，数据指标12706项，数据交换总量超过4000万条。

数据的迅速“打通”得益于各部门已有的数据集，以及南海区本身较好的电子政务发展条件和历史积累。南海在1998年就提出了创建“信息市”战略，15年前就成为国家科技部的首批国家信息化试点城市之一。南海区的数据统筹局亦是“高规格”—直属于区委区政府办公室。而广东省级别的大数据管理局，则是挂靠在广东省经信委之下。

“高规格”暗示了一种地方高层驱动的协调角色。南海区数据统筹局局长潘永桐告诉《南风窗》记者，有些部门想要拿到别人的数据，但要他把自己的数据拿出来，又有很多顾虑。“更多的是怕承担责任。他对数据统筹也不是很明白，共享之后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就会有点恐惧。一些部门领导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给你数据，我一点损失都没有。”

最经常被担心的是“隐私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但实际上，“向公众公开”与“业务部门内部共享”是两个概念。换而言之，不同数据可以先明确公开的级别，再确定是开放权限给一定级别的高层，还是单个部门内部互联，或是让业务工作紧密相关的几个部门共享，抑或是完全开放给公众。开放之前也可将数据“脱敏”，隐去具体人员名字等等；而每次的查询也都会在网上留下痕迹，可以追溯。

南海区数据统筹局目前选择的方针是“统筹而不替代”，哪些数据可以公开、公开到什么级别，仍然交由各部门依据相关文件和与上级沟通的情况去自己决定。潘永桐透露，真正的保密数据在南海区目前统筹的整个数据里面不到5%。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对于具体数据的具体公开级别，许多条线的“上级部门”都没有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甚至在南海区，也还停留在“清家底”的阶段，哪些部门有什么数据，不仅彼此间不知道，一些部门自己内部也都没有编制数据目录。大量的数据一边产生一边“沉睡”。

实际上，部门之间早就对彼此的数据有共享需求，这也让南海区数据统筹局试图通过“利益诱导”而非单纯的行政命令去推进数据统筹，让各部门切实尝到数据统筹的好处。

例如，检察院要查清一些官员的资产情况、出入境情况等等，查起来非常麻烦，而数据统筹以后就方便了很多，比如可以方便地发现哪位官员一年去了40次澳门，然后再进一步筛查到底是去“买奶粉”还是去赌博，腐败预防机制随之完善，也提高了检察院的工作效率。

然而，即便是各项数据顺利得到开放许可，也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数据统筹倒逼政府改革

接下来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数据打架怎么办？工商、质检、人社等等，哪个部门的数据最准？数据公开前需要进行清洗比对，不同部门对同一个数据的测量结果都不一样的时候，以谁的为主？

“共享的时候会有个提质的过程，因为很多数据，真的是不规范的。”南海区数据统筹局副局长林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