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推特、Instagram、微信、知乎、微博……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交网络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网络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内容的创造者和分享者。这种分散性的特征，使信息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迅捷和隐秘，难以立即被审查者察觉，因而在各个国家都深受异议分子的欢迎。

在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阿拉伯之春”中，脸书和推特被普遍认为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MIT著名经济学家Acemoglu及其合作者，芝加哥大学的Robinson教授和Hassan教授最近的研究发现，动荡期间，前一天聚集在埃及解放广场上的人数越多，后一天跟穆巴拉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股价下跌就越厉害；而推特上跟解放广场有关的标签数量，则能够很好地预测接下来走上广场的人数。

在即将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的论文中，刚刚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ZacharyC.Steinert-Threlkeld进一步指出，社交网络中非中心成员的参与程度，才是决定一场抗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考察了16个中东和北非国家2010-2011年间每天发生的抗议数量和推特用户的言论之后，他发现，越多普通用户（而非大V）转发和抗议相关的信息，第二天在该国爆发的抗议数量就会越多（详见发表于万有引力之虫的《他人的无知》）。

然而，社会科学家们也免不了会担心，上述研究是否真的揭示了线上和线下活动之间的因果联系。有没有可能是政府的某些行为同时导致了线上讨论和线下抗议的增加？用包含特定标签的推特数目来度量线上讨论的热度，会不会产生误差？社交网络又究竟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了集体行动发生的概率？

这些问题，在三位俄罗斯学者最近的研究中得到了解答。他们分析了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络VKontakte（VK），在2011年反普京的抗议浪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详见政见近期的文章选举中，普京的吃相为啥这么难看？|政见CNPolitics）。

为了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一个自然实验：VK最早是在2006年由圣彼得堡州立大学的学生PavelDurov跟几个同学一起建立的校内社交网站（跟Facebook如出一辙），最初的一批用户也都是跟Durov同时就读于该校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放假（毕业）回家之后，往往会把使用VK的风气带回到自己的故乡。

三位研究者发现，在这批学生的家乡城市，VK的使用率要明显高过其他地方，类似的效果并未在其他届学生身上出现。同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舞弊丑闻被揭露之后，这些城市中也更有可能爆发游行示威。这里，VK流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生因素（当地是否有跟Durov就读时间重合的校友）决定的，所以可以认为其与抗议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说明社交网络确实有助于集体行动的出现。

此外，VK的流行程度并不能解释俄罗斯（包括苏联）先前历史上发生过的抗议。将圣彼得堡州立大学的学生替换成其他大学的学生也不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这证明观察到的现象并不是由某些不可观测的城市特质，或者是大学生本身而引发的。

更为有趣的是，在VK流行的城市里，统一俄罗斯党和普京的支持率反而更高。这意味着社交网络并没有让人们对现政权更加不满，或者说，没有为反政府的声音推波助澜。更有可能的是，VK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从而线上弥漫的愤慨情绪可以迅速地转化为线下的集体行动。研究者们指出，在那些Facebook和VK分庭抗礼的城市，有意走上街头的人被分散到了不同的线上空间，最终导致抗议更加不容易出现。

由于在2011年的抗议浪潮中表现“突出”，VK的创始人Durov很快就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特别“照顾”。因为拒绝有关部门对VK进行内容审查，Durov被迫于2014年卖掉手中的全部股份，远走异国。跟政府打交道的过程，让Durov深感个人隐私的脆弱，于是他跟人合作，开发了一款保密性极佳的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

只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吸取了教训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力从邻国引进网络审查技术，并向各个社交网络投放了大批机器人水军，以期尽可能地控制舆论。在今天看来，2011年的故事，应该不会再次上演。社交网络推动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今后或许也只存在于学者案头的文献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