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金“老鼠仓”不断被揪出，“大数据”监管这个字眼也逐渐被投资者所熟悉。靠“大数据”这个利器，监管机构对内幕交易的稽查力度越来越大，今年以来基金经理变更数量和比例也明显高过往年。(新华网 6月8日)

我们欣喜地看到，“大数据”威慑下的基金业，没有了过往的“风光无限”。据统计，今年基金经理变更潮格外汹涌，前5个月公告基金经理离任的基金多达247只，而去年全年发生基金经理离职的基金也不过342只，今年前5个月发生基金经理变更的基金数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72%。

不可否认，基金经理的离任，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增长方式的调节、经济增速的主动放缓，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自然表现低迷，基金经理面临的生存压力、竞争压力加大，这成为部分人离任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大数据”监管如同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上，让那些曾经“偷油沾腥”的“老鼠”们如坐针毡，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最终选择“走为上策”。同时，部分心术不正的基金经理，进来之初，以为能“入金山”抱金揣银而归，如今却遭遇“大数据”这一反腐利器，加之监管机构严厉打击的雷霆万钧之势，顿觉贪腐无门，只好溜之大吉。

“大数据”在金融反腐领域的累累硕果，将科技的威力诠释得淋漓尽致。如今年查出的马乐“老鼠仓”案，就是“大数据”“神器”让这个亟今为止最大的“老鼠”露出蛛丝马迹。尽管马乐利用高科技千般掩饰自己的作案痕迹，但最终在威力具大的“大数据”监管下原形比露。高科技成就了他的偷盗之实，高科技也让他身陷囹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多的数据，彰显了“大数据”在反腐领域的“呼风唤雨”：今年3月份，中邮基金经理历建超率先“中枪”倒下，之后5月份，华宝兴业牟旭东、华夏基金原基金经理罗泽萍及海富通基金经理传闻被查，之后曝光的有汇添富苏竞、汇丰晋信钟小婧、原嘉实及上投摩根的欧宝林、光大保德信钱钧，数量远超前几年水平。

由于金融腐败以专业性和隐蔽性强著称，即便有举报线索，取证也非常困难。原来只能更多依赖于“小三”反腐，内讧窝斗。相比而言，“大数据”可以更为低成本、更为快速和便捷地让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显性化，剥除金融腐败隐形的外衣。从而，将反腐形式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式检查上升为现代科技的高效率监管。

在为“大数据”欢呼的同时，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科技反腐的局限性。离开了完善的制度保障，再强大的高科技也可能如聋子的耳朵沦为摆设。“大数据”提供的数据是冷冰冰的，是否利用与如何利用，离不开制度层面的精心设计。“大数据”运行的程序是客观的，但运用这些数据的人是复杂的，如何对监管人员进行有力的约束与再监管，防止其徇私情，谋私利，不枉不纵，这也需要在制度上予以健全与完善。

科技为利器，制度来护航，建立起长效的反腐机制，才能让金融领域的“老鼠”们无处可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