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未来是“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向“DT”(Data Technology)转移的过程。这样的变化，反映了整个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数据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一种可以深度挖掘、利用的资源。

“大数据不仅带来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更带来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革命，‘互联网+’与信息社会不仅带来无限可能和无穷想象，也带来新的矛盾和焦虑。”6月28日，在由网规研究中心、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等主办的2015网规研究大会上，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网规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木斯如此表示。

先开枪还是先瞄准

信息产业发展、个人隐私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等领域的规则，在大数据时代的新经济形势下，都面临着调整。

究竟应当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防范于未然，还是在保障新经济形态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倾听各方意见、不急于下结论？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持后一种观点：“对于没有认识清楚的新生事物，我宁可希望立法慢一点，别太着急。一旦定下来了，立法可能会不适应未来发展趋势，因而要看清楚之后再踏踏实实地立法，才能真正起到促进作用、保证产业健康顺利地发展。当然，前期的研究可以多做一些，各方面的意见可以多倾听一些。”

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形象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先开枪后瞄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顺序问题，更多地是一种思维模式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怎么理解经济，怎么重新理解经济和法律的关系。”

“大数据背景下，我们看到互联网+X所到之处都会出现过去的主营业务向数据业务的转变，发生平台和应用的分离互补。”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认为，这种分离使得平台的使用权得以复制，从而通过分享型经济极大地提高效率，创造出一个新的繁荣期。

为数据使用设置“消极权利”

伴随大数据全面运用而来的，是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困境。

华东政法大学财产法研究院院长高富平认为，个人信息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交易的对象，产权模式发生了变化，如何界定信息的产权基础，构建信息在收集、利用和交易、消费等各个环节的保障，成为这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子商务中心主任王健表示，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数据会给数据权属人或利益方带来怎样的问题，比如数据泄露、隐私侵犯、数据的不当挖掘和利用等。

“数据是活的，它会衍生，并且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因而数据的权属问题，显然比物的所有权甚至人格权利复杂得多。”王健说。

对于这一问题，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主任张平教授则认为，在大数据运用不可阻挡的趋势下，过分抽象地去界定数据属于谁、谁有权利用，意义并不大；不如在数据的使用上设置一个消极的权利，即不限制数据的合法使用、但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不得侵犯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竞争政策要适应网络特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现有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很多原本被认为违反竞争的行为，现在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薛兆丰教授提到，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共享能够更加促进对数据的利用，进而促进产业发展、竞争开展，然而这样的数据共享行为，在以前会被认为是“免费反向许可”而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还有，就是大数据环境下的泛价格歧视策略，即针对不同用户指定不同的价格。这种做法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被认为是有害的，但在大数据时代，商家会不可避免地利用数据对人群进行划分，进而利用价格与服务的差异化开展精准营销。”薛兆丰说，“这是新时代的新促销形式，能够有效增加商家的销量，但这种做法却与当下的竞争规则相矛盾。”

另外，薛兆丰还提到，目前互联网的趋势是向大平台发展，很多产品与服务都是具有网络效应的，赢者通吃，最终市场上剩下的只有个别大平台，而非众多小平台并存。

“试想一下，我们不可能在使用叫车服务的时候装上几十个叫车软件，出租车司机也不可能有几十台设备接活，这也是新时代的变化，似乎又违背了传统竞争法的信条。”薛兆丰举例。

薛兆丰认为，这样的背景下，好的竞争政策和法律，要理解互联网经济所带来的特征、背后的商业模式和意义，从字面上和法条上的意义或者从抽象公正的意义中，衍生出来新的规则，来适应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