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组织拥有28年的工作经验，曾任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信息官兼数字卫生与创新主任，负责领导世卫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之旅，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加速实现世卫组织的战略目标。
Bernardo于1993年在莫桑比克的国际移民组织(OM)开启职业生涯，之后一直在海地、马里、安哥拉、肯尼亚、科索沃和南非以及瑞士日内瓦的IOM工作，并于2018年加入世卫组织。他曾担任国际移民组织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级区域顾问(2017-2018年)、南部非洲区域主任(2009-2015年)，并担任国际移民组织CIO(2015-2017年、2002-2011年)推动了多个业务转型倡议，促进了运营和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信息技术、项目管理和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创新。
他拥有英国索尔福德大学全球管理理学硕士学位，以及莫桑比克爱德华多·蒙德莱恩大学电气工程理学学士学位。他精通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
采访摘录
Michael Krigsman(主持人)：本期嘉宾是联合国首席信息技术官(CITO)Bernardo Mariano, Jr.。
Bernardo Mariano, Jr.：我在联合国的作用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确保(ensure)、使能(to enable)和安全(secure)。具体来说，确保(ensure)数字技术、信息通信技术支持联合国的任务规定;数字技术使创新能够(to enable)真正提高效率，并确保我们推进和加速实现可持续驱动的目标和我们的共同议程;同时也要确保我们的数据和数字资产是安全(secure)的，因为面对日趋严峻的网络攻击，我们也做不到独善其身。
我想说，40年前，联合国的一面旗帜就足以让每个人说，“好吧，我们终止行动。让我们尊重蓝盔战士(blue helmet，联合国维和部队)。”但如今，在网络空间，甚至在物理空间，联合国的影响力都表现得力不从心。所以，我们也无法幸免于攻击。保护联合国数据和数字资产的安全是我任务的核心领域之一。
Michael Krigsman：我认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联合国拥有非常复杂和精密的广播能力，因为我们都想观看这些会议。您的组织也要对此负责吗?
Bernardo Mariano, Jr.：没错，确实如此。如果你关注安理会，关注联合国大会的审议，关注这些讨论，那背后都离不开我们信息技术部门的不懈努力。我们与来自大会会议的其他同事一起，让全世界人们有机会听到这些讨论和国家元首的发言。确实，它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团队支撑，与此同时，还要保护它不受任何试图干扰这些程序的恶意攻击的侵扰。
Michael Krigsman：在加入联合国之前，您曾是世卫组织的CIO。我想了解你们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身处世卫组织中心是什么感觉?
Bernardo Mariano, Jr.：众所周知，这次疫情十分严重，这也是数字时代迎来的第一次全球性疫情大流行。除了面对现实世界的疫情之外，我们还必须处理所有错误信息和所有数字问题，事实上，也由此衍生了“信息疫情(infodemic)”这个词。
不可否认，那段时间确实十分艰难。但我想感谢私营部门的合作，大约60家技术公司和一些大学及民间团队向世卫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支持。
虽然从我们每天花在应对挑战上的时间来看，这是非常紧张的，但从非传统伙伴关系——特别是私营-公共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出现来看，这也是有益的，我们能够真正协同努力，支持应对和更好地管理这一流行病。这是值得的部分，也是让我感觉很棒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够见证我们与许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Michael Krigsman：请谈谈您在联合国的工作，以及您的工作重点。然后让我们深入探讨联合国的数字化转型。
Bernardo Mariano, Jr.：数字化转型、创新和网络安全，这是联合国战略的三个核心领域。
其中，数字化转型战略符合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做出的承诺。在共同议程中，有12项承诺。在这12项承诺中，第8项承诺是“升级联合国”。
在“升级联合国”中，有一个目标，就是“变革五重奏(Quintet of Change)”，先是处理数据，然后是数字化、分析、创新、战略预见、绩效指标。这是实现升级版联合国(联合国2.0)的前提条件。
战略的核心就是真正升级联合国，以确保我们在物理生态系统中所做的所有伟大工作，所有可交付成果都有助于支持和平与安全任务。这就用到了一种称为“数字孪生(digital twin)”的技术，在这个新兴的数字生态系统中，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尝试，以确保升级后的联合国在物理系统中运行得更好。
Michael Krigsman：您用了“数字孪生”(digital twin)这个词，这听起来像是您在试图复制联合国在数字领域的活动，但据您所言，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会做得更好。
Bernardo Mariano, Jr.：是的，确实如此。当我与同事互动时，我问的问题是，联合国秘书长，大约60个实体的负责人，这60个实体负责不同部分的任务，更不用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机构、基金和项目了，所以加起来，整个系统大约有100个实体负责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物理生态系统中运作，我问的问题以及我如何引发关于数字转型的对话，是关于我们作为联合国在数字生态系统中能够做什么?我们希望在数字生态系统中看到的服务(在物理生态系统中可用)是什么?我们如何在这个数字生态系统中进行宣传或实际运营?
本质上，联合国是什么?
如果我以游戏为例，一个玩家在这个数字生态系统中活动，当他/她在这个特定生态系统内的游戏中活动时，他如何寻找到联合国，更不用说在其他生态系统中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源于我在访问旧金山的技术部门时(当我在世界卫生组织时)，与谷歌、Facebook、亚马逊和苹果进行了关于联合国在数字生态系统中存在或不存在的对话。
Michael Krigsman：您首先讨论了联合国的作用，然后是数字方面的问题。
Bernardo Mariano, Jr.：传统上，这取决于时代。我这一代人，也许会说网络是一个伟大的东西。而对于今天这一代人来说，网络实际上已经相当古老了。所以，元宇宙开始出现，但老的社交媒体和平台仍在发挥作用。
以谷歌为例，现在每个人，在去看医生或做任何事之前，都习惯先谷歌一下，在此基础上获取所需信息。
如果联合国不在这些平台和生态系统中出现，我们想给世界(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的答案也将不复存在，这一空白可能会被不准确或错误的信息填补。因此，我们的角色是确保我们在物理生态系统中所做的同样能在数字世界实现。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世界上有一半多是联网的，所以还有另一部分是没有联网的。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两个生态系统的混合世界中运作。
Michael Krigsman：您能详细谈谈您所说的“生态系统”的概念吗?
Bernardo Mariano, Jr.：我认为这始于你拥有什么信息或者你想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基于此，问题就变成了你想要如何触及你的受众，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
如果我们在一个渠道运作，那么基本上世界上有一部分人能够接收到我们的信息，还有一部分处于盲区。因此，联合国的工作、联合国提供的服务以及联合国为政府、人民和社会带来的能力需要通过多重渠道来实现。
这些渠道，我把它们分为两个生态系统：一种是物理生态系统，即联合国的某个人前往受惠国，提供援助(如果是人道主义援助)，或与一个或两个政府交谈，讨论和平与安全问题;另一个是数字生态系统，两个政府在数字生态系统中相互攻击可能会引发一场真正的战争。在这个数字生态系统中，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干预，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对物理生态系统的影响。
Michael Krigsman：面对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一的190多个成员国，您如何让他们达成共识?
Bernardo Mariano, Jr.：考虑到193个成员国的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平均战略”，即这个战略不会很好，也不会很坏。但我们在这方面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首先，我们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支持我们的战略行动。其次，我们与一些国家派来与我们合作的专家进行接触，对战略进行真正的微调，并得到成员国的认可。
我认为，作为CIO有两点责任至关重要，不可低估。一个当然是分享愿景，也就是前进的方向。另一个是真正地传达给你的受众关于特定愿景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在数字技术或技术上的成熟度较低，我的责任就是创造、提高该成员国的意识，帮助他们理解战略中特定愿景的重要性。这就是我处理不同技术成熟度国家问题的方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所拥有的不同内部实体。就技术而言，内部实体同样具有不同的成熟度级别，我的角色是早期采用者，因此在成熟度级别上是先进的，能够很快就理解这个愿景。但对于那些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我的责任就是通过创造有利的环境来提高他们的水平，让他们理解这种愿景的重要性。
Michael Krigsman：您的愿景非常超前，将物理生态系统复制到数字世界，预测可能还未发生的数字关系。要赢得这么多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存在挑战，还是每个人都能理解?
Bernardo Mariano, Jr.：在理解方面确实存在挑战。面对这些前沿技术和解决方案，不同成员国的风险偏好不同，考虑的利益也不同。这些挑战都真实存在，假设我把一项新技术带进公司，有些公司会说，“让我们做吧。”另一些会说"不，我们不要这么做"，因为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水平不同。
联合国的关键力量之一是召集能力。我们掌握了召集会议并试图达成共识的能力，试图制定共同议程，共同战略。但是，在幕后，这一过程并不像我所描述的那样顺利，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谈判、互动和非正式互动(除了正式的互动外)，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保持同步。
Michael Krigsman：在这样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环境中，您如何衡量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Bernardo Mariano, Jr.：我们支持秘书处，也就是我提到的联合国2.0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支持那些支持国家的实体，并以伙伴关系与其开展工作。
以反恐为例，我们与联合国反恐办公室合作，支持一些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在两个领域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主要是关于反恐旅游;另一个是反恐融资。
在该领域，我们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像挪威这样非常先进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个乘客信息单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追踪这个问题。但请记住，反恐并非专属于某个国家的，而是跨国属性的，因此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与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一起，推动在各国建立个人信息、乘客信息单元，以便各国能够分享做法和其他一切实践。这一过程就需要技术的支持。例如，在挪威，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系统，我们只需将其他国家开发的系统与其集成即可。
以我自己的家乡莫桑比克为例，其技术方面的成熟度水平很低，因此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几乎端对端处理端对端流程的系统。在一端，我们有一个端对端流程;在另一端，我们可能有一个应用程序接口(API)，它与现有的系统相连。
这就是我们处理不同成熟度的方式，从技术角度和财政支持上都是如此，有些国家并不需要这样的支持。其他国家会要求帮助。有些国家不需要大量的培训，有些国家需要，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也是联合国在提供所有服务时都会面临的挑战之一，因为它本身就是由190多个拥有不同成熟度(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等方面)的国家组成。
Michael Krigsman：您有一个共同使命，但您要根据每个国家在特定时刻的位置和需要与他们单独合作，然后帮助其提供基于这些特定需求的功能。
Bernardo Mariano, Jr.：是的。这里的绩效指标并非“一刀切”性质的，并非“每个国家都应该达到同样的程度”。它是一个基线，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进展。
其实，就数字化转型的绩效指标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作为首席信息技术官，我可以说是联合国最资深的技术专家，我还主持了一个由联合国所有首席信息官和首席技术官组成的小组。
下个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我将把这一议题带到谈判桌上，以寻求共识。我们正在让一些私营部门的公司实际上也支持我们采取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在系统内引入绩效指标，以衡量联合国数字转型的进展。
虽然我给你们举的例子都和国家有关，讲述我们如何支持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衡量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绩效指标是，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在转型中是静态的、倒退的还是进步的。
Michael Krigsman：您如何与193个成员国组成的庞大集团达成共识?
Bernardo Mariano, Jr.：以策略为例，我们有一个由30多名成员组成的小组，他们实际上提供了我们在战略中所写的内容是否与联合国目标的其他战略要素相一致的建议。
该专家组会向193个成员国提出建议，然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这些成员国开会审议这些专家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
Michael Krigsman：让我们谈谈数据。您能描述数据在您的数字化转型工作中的作用吗?
Bernardo Mariano, Jr.：如果你仔细观察世界上最大/富有的十家公司，你会发现其中至少有三家利用了数据：亚马逊、Alphabet、谷歌、苹果甚至Facebook等等。所以，我认为数据是一种新的、有价值的资产。但是要利用这些数据，我们需要发展一些能力。
作为秘书长数据战略的一部分，我们首先需要吸引更多的数据科学专业人员。但同时，我们需要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多样化数据集，我们需要发展能力并使数据分析民主化，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同时，确保数据隐私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数字生态系统中的人权要求数据隐私。
这就是我们正在联合国秘书处内及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做的工作，以确保宝贵的数据资产得到了很好地保存和应用，来造福所有人并真正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
这就是我们对数据所做的工作。
Michael Krigsman：您的组织、团队也负责在技术层面上确保所收集的数据种类有某种(尽可能的)一致性，并为此提供基础设施。还是说，这只是个别国家的事?这是怎么做到的?
Bernardo Mariano, Jr.：关于数据的一个领域是发展内部和跨部门的互操作性能力，因为联合国就像一个庞大的多边联邦制系统，有很多很多实体。当然，还有各种数据集和孤立数据。
我们考察了私营部门在利用数据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互操作性如何成为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以确保只有一个版本(而非两个版本)的真相存在，同时也确保数据方面不存在重复情况。
基本上，我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内部工作，另一个是我们如何与私营部门合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甚至当我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我们就与许多私营部门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例如，建立了世界卫生数据中心。一些国家，加上私营部门，共同创造了这一切。
世界卫生数据中心不是一个数据仓库，不是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一个系统里，因为那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是关于如何利用存在于那些创建互操作性框架的孤立系统中的数据。
我们正在推动各国做同样的事情，并与联合国技术特使合作建立数字合作。一份来自秘书长的《数字合作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以确保各国利用这些互操作性平台——不管它是不是开源的——以便更好地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数据资产。
Michael Krigsman：您如何确保数据被正确使用，不存在对其他成员的数据操纵?
Bernardo Mariano, Jr.：网络安全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数据保护和隐私是关键。
首先，从政策角度来看，确实有些国家没有更新的数据保护和隐私。第二，防止任何恶意操作、更改或访问的能力。
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从政策的角度和操作的角度，以确保数据受到保护。有一些联合国机构与受益人合作，因此我们确实实施了数据保护和隐私保护，以确保数据不被滥用。
当然，在国家层面上，我们也在推动和鼓励各国落实数据保护和隐私。如果他们没有相关的工具，可以参考国际文书(从政策的角度)来保护他们公民的数据。
Michael Krigsman：联合国是否对全球技术服务(例如Starlink)的推出采取立场，是否有权由私人实体随意关闭或打开这些服务?
Bernardo Mariano, Jr.：我认为问题是私营部门在提供像Starlink这样的互联网服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数字化转型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新伙伴关系需要加强。此外。我们在物理生态系统中拥有的法律框架需要在数字生态系统中进行改变，因为你不能把所有适用于物理生态系统的法律文书都转移到数字生态系统中，并认为它们会在数字生态系统中得到有效应用。
我们鼓励各国提高这种意识，确保各国关注这些领域，以确保随着新的业务模式的出现，所需的保护和安全都能得以维护。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想想亚马逊和书店。过去，一家书店的书可能会畅销许多国家。但现在，书店已经风光不再，因为人们更倾向于从亚马逊上订购。亚马逊并没有在每个国家都开设门店，但不可否认它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再试想一下Uber。可以说，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都发生了变化。在许多其他领域，各国的规则、程序和法律框架都需要进行调整，以确保对消费者的保护。
我们在联合国的作用是，把各国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具有召集力。我们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讨论我们着手改造不同部门时的参与规则，以确保物理生态系统和数字生态系统以一种“互不干扰”的方式共存。
Michael Krigsman：您对数字化转型的看法似乎非常宽泛。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其他所有方面。如何将现实世界转化为数字世界?正如您所说，可能技术本身是促成因素，但您一直在谈论业务模式和法律框架等问题，因此您的视野非常广阔。
Bernardo Mariano, Jr.：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维和数字业务转型战略。什么是维和?
维和，就是在安理会决定，授权给我们之后，我们去到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维和行动。在这些国家的维和行动通常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营地，这是一个非常有形的基础设施，我们在那里建立了很多年，有数千名工作人员(包括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在那个环境中工作。
维和的数字化业务转型意味着创建“智能营地”，在数字生态系统中对营地进行反映。我们在发电方面做了什么?我们有多少燃料消耗?哪里有事故发生?这一切都是在这个数字生态系统中创造出来的。
这个数字“孪生体”反映了地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需要业务的转换，流程的转换，人类能力的改变，以实际创建新的流程。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说数字化转型时，我们应该解读数字业务转型，因为技术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业务是更大的一部分。
Michael Krigsman：您能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联合国的数字化转型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弱势群体的吗?
Bernardo Mariano, Jr.：以前，如果发生地震或飓风，我们会开展现金资助行动，帮助受灾人群解决住房和其他问题。
现在，我们将其转化为数字货币，而非现金补贴。这样，我们就能追踪现金补助的支出是否真正满足了该家庭的需求。例如，如果我给现金，比如说给一个家庭100美元或300美元的现金，我没有办法确定这300美元是否用于了预期的目的。但有了数字货币，我们就有可能衡量现金补贴的有效性。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Michael Krigsman：关于人工智能对成员国劳动力的影响，您会向成员国提供哪些建议?
Bernardo Mariano, Jr.：我们确实有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组。即使在我任职世界卫生组织期间，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工作组，负责在卫生部门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应用。
目前，我们确实有一个跨部门的小组，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影响，可以说，影响确实是有的。
我提供的建议不仅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其他前沿技术的使用，还包括各国需要具备的保护要素，以确保它们充分利用这些技术的好处。但同时，我也希望他们确保将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
Michael Krigsman：关于数字化转型，您对政府决策者有什么建议?
Bernardo Mariano, Jr.：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数字转型不仅仅是引入一种新技术。而且是关于引入一种新的运营方式。以健康为例，我们的目标是人人享有健康，因此技术支持的远程医疗成为一种流行方式。
我想说的是，首先，各国需要考虑在政府中创建实体或分配一些实体来跟踪数字化转型进度。在此，我要赞扬一些国家，它们已经设立了用于跟踪数字化转型的部委或办事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我想说的是，如果数字化转型使用得当，它可以帮助跨越发展差距。如果各国希望利用数字化转型，那么整个政府范围内的协作以及建立跨政府部门的跨领域服务，将帮助政府真正利用数字化转型实现国家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是各国在政策和实践上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当然，从联合国(以及所有多边组织)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作用是为了帮助确保各国(在技术的帮助下)从它们今天的位置前进到它们应该到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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