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AI的真正风险，绝不是那些认真研究这些工具的律师，而是某个资深律师，因为诉状交期在即却没人提供更好的支持，于是在深夜11点悄悄把客户的合同粘贴进某个免费聊天机器人里。

这样的律师此时此刻就存在于你的律所中，一项又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常识更是能让你迅速看清现实，这些工具免费、快捷，而且极度擅长处理那些充斥在诉讼律师一周日程中的繁琐枯燥工作。告诫大家不要使用它们，就像告诫人们不要使用搜索引擎一样。使用行为不会停止，它只会转入地下——在那里，没有政策，没有监督，也没有人能控制客户的信息最终落向何处。

这才是值得撰文探讨的问题，重点不在于AI是否会取代律师，而在于律师会去掌控它，还是装作它不存在。

错误的抉择

大多数律所都采取了两种姿态之一，而这两种姿态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妥。

第一种是禁止，禁用这些工具，下发一份严厉的备忘录，然后置之不理，这看起来很负责任，实则不然，禁止对需求端毫无改变，工作依然沉重得令人窒息，工具依然触手可及(只需多开一个浏览器标签页)，而备忘录唯一能确保的是：当有人违规使用时(也必然会有人这么做)，他们绝不会告诉你，你并没有消除风险，你只是对自己蒙上了双眼。

第二种是采购，购买企业级法律AI平台，签署供应商的安全附加协议，并选择相信其营销宣传，这听起来也很负责任，但大多数购买这些平台的律师，根本说不清数据去向了何处、供应商保留了什么、客户文件是否会被用于训练其他人的模型，或者上传文件与得出答案之间的黑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并没有发挥专业判断，你只是把判断力和客户的数据流一起外包给了销售团队。

这两种姿态都没有要求律师去真正理解技术，这正是症结所在，我们绝不会允许一名资深律师引用他们未曾阅读过的判例，然而，律所却例行公事地采用或禁用那些楼里根本没人拆解研究过的工具。

第三条道路

还有第三种姿态，且一小批不断壮大的律师群体已经付诸行动。有些人称他们为“法律量化官”——这是一个借用自金融领域的术语，在金融界，量化分析师不再等待供应商提供现成产品，而是开始构建自己的工具。法律领域的版本则是：律师充分了解这些系统的运行机制，从而为自己的业务构建出严谨、精细且可控的工具，而不是一味禁止技术，或全盘照搬市面上现有的产品。

这绝非假设，也不仅限于沿海地区的科技律所。我的一位律所合伙人参加了一次密集的法律科技驻场项目，带回了一个他亲自构建的可用工具，该工具负责处理我们文件工作中特定的某一板块，在我们预设的条件下运行，并将客户资料严格限制在他能明确说明的边界之内。我故意模糊细节，是因为具体的程序远没有这种姿态重要。他买下的不是承诺，他打造的是一把精密仪器，并且精准地掌握着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而这种认知，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真正受影响的领域

我的业务领域是佐治亚州的商业诉讼，涵盖合同纠纷、商业侵权以及医疗健康诉讼，这类业务包含海量文件，足以让人精疲力竭：上千页的证据材料、录音剥夺笔录，以及必须逐行相互核对的答辩复函。

这类工作中的专业判断往往隐藏于细节交界处：到底哪一条限制责任条款真正起主导作用，对第14号询问函的答复中，哪一点与证人在第212页所说的内容相矛盾，某份文件究竟属于律师执业特权保护范围，还是仅仅令人尴尬。AI在快速调取这些细节、进行归类、对比和标记方面确实非常有用，但如果完全信任它去做出裁决，那将极其危险。

一个受控的工具在设计上就会恪守这条界线：它负责梳理呈现，由律师负责裁决，而现成的聊天机器人根本不会恪守任何界线，因为根本无人画线。

保密性反而构成了反向约束

以下是那些杞人忧天式的文章彻底搞反的地方，保密要求并不是回避去理解这些工具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正是你必须去理解它的原因。

相比于一无所知的律师，一个深刻理解语言模型如何处理信息的律师，能更好地保护客户的机密，他们清楚什么会被传输、什么会被保留、什么会被记录，以及推理计算究竟在哪里运行，他们能读懂供应商的数据处理条款，知道该提出哪些质询，他们能够配置工具，使客户文件绝不离开受控环境，他们能一眼看穿真正的安全架构与网站上挂个徽章伪装安全之间的本质区别。

而试图通过拒绝学习来“保护机密”的律师，对此根本无能为力，他们的保护手段不过是一纸备忘录，而另一种律师的保护手段则是实打实的控制。根据《执业行为规则》第1.6条以及我们对技术胜任能力的职责要求，控制力才是这项义务真正要求的核心。

坦诚的边界

以上任何手段都无法取代专业判断，我所描述的一切也绝不会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运行。每一个输出结果都会经过律师的审查，并由该律师向客户、法院以及律师协会承担全部责任，这些系统负责草拟、分类、对比和标记，但它们不会签署。所有因AI虚构判例而引发惩戒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律师跳过了审查步骤。失败的不是工具，而是姿态。

客户已经在追问

客户已经在询问他们的律师是如何使用AI的，而他们理应得到具体明确的答复：我们使用了什么、我们构建了什么、他们的信息去向了哪里，以及由谁来核查工作成果。能够给出明确答案的律所将赢得信任，而真实答案是“我们禁用了它，并希望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定”的律所则不会。

法律界不需要更多的炒作，也不需要更多的恐慌，它需要的是愿意拆解这些系统、坚持由人类掌舵，并构建出无愧于我们所承载之信任的工具的律师，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启程，其余的人应当赶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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