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认为，大数据时代带来重大的思维转变。在这个以“Volume（海量）、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样） ”的“3V”为特征的时代，新闻编辑的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首先，开发数据视觉化思维。该书的两位作者认为，“大数据时代与三个重大的思维转变有关”。其中的第一个转变，就是“要分析与某事物有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数据样本。”［1］大数据宣布了抽样的死亡，因为它强调的是“全数据模式”，即“样本=总体”。这将对编辑的思维模式产生两个层面的影响：一是宏观思维。要求编辑工作善于利用专业人员挖掘的大数据来策划报道、设计版面，而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问卷调查和街头截访式的“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理念；二是整合思维。大数据带来的信息一方面是海量的，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信息密度低和不宜提纯的缺陷，因此必然带来信息的冗余和混乱。这就要求编辑更加注重对碎片化信息的整合，在对信息把关过程中强化“把关人”的过滤、降噪功能，同时重视数据的视觉化，力求用更直观、更生动的形式呈现新闻中的大数据。

其次，重视关联性思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探求难以捉摸的因果关系，转而关注事物的相互关系。”［2］这一思维方式对编辑工作不无启发意义。编辑工作的核心是根据文本的不同类别“编次其事”（《史记》），以使“辞之辑矣”（《诗经》）。无论是稿件编辑中的“稿件配置”，还是版面设计中的“空间组合”与“反组合”（分立），体现的都是一种关联思维。在报纸编辑转型为多媒体融合编辑的条件下，处理多媒体文本更需要运用关联思维，以便利用不同形态文本之间的某种联系，来建构（组合）或解构（反组合）其中的关系，并通过诉诸视觉而呈现出某种意义。

第三，预测性思维。大数据的关联思维同时也是一种预测性思维。诚如《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所说，“通过给我们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的关联物，相关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通过找出一个关联物并监控它，我们就能预测未来”。［3］编辑学中的“新闻报道策划”内容，就是基于对事物发展方向的判断而谋划出公众关注的报道。如果说以往编辑能做到荀子所言“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是基于人生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那么，如今编辑的预见性则主要来自对大数据的分析。将事物的关联性作为预测未来的基础，可以启发新闻策划更多地关注文本和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关性，策划出更有社会意义的报道，编排出更具传播效果的版面或专题栏目。

但是，大数据思维并非条条都是金科玉律。比如，《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宣称：“执迷于精确性是信息缺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只有接受不精确性，我们才能打开一扇从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户”。“当我们试图扩大大数据的时候，要学会拥抱混乱”。［4］对于认知科学和“精确新闻学”来说，这话具有一定的辩证色彩；但是，对于向以追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来说，“接受不精确性”、“拥抱混乱”则是与“校对如校雠”的编辑精神背道而驰的。此外，大数据研究者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数据的。但对编辑工作者来说，只有数据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将其条理化、视觉化。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大数据思维”对于编辑工作的适应性，而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横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