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先生”约翰·钱伯斯又一次来到中国，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以思科公司CEO的身份访华。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位互联网界的传奇人物带来了他的继任者罗卓克，连续拜会了国务院以及教育部、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的领导。“我们希望在数字化方面继续努力，助力本地人才培养及中国GDP增长。”6月17日，在接受《人民邮电》报记者采访时，钱伯斯与罗卓克两位“新老CEO”都明确了思科对中国市场的承诺，未来几年在华继续投入总计超过100亿美元，通过一系列举措将思科优势与中国产业转型方向相结合，助力国家自主创新以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在钱伯斯眼中，中国正处于加快向数字化和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型发展的关键期，近来国家所积极倡导的“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和云战略等发展方向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全球，各国政府都在推进类似的战略，如德国工业4.0、数字法国、数字印度等。数字国家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促进就业，在拥有7000万人口的法国，通过数字化项目的执行，将会带来100万人的就业机会。其次，能把一些原来的社会边缘人群或者弱势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来。以色列就通过数字化国家项目，很好地融入了少数民族人群，以及一些宗教方面的人群。再者，数字国家中包含了智慧城市的内容，伦敦、汉堡、尼斯等欧洲的很多地方都投身于数字城市建设。此外，国家通过数字化新技术推动医疗、教育等领域发展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思科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市场对思科在安全方面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对此，钱伯斯在接受采访时作出了直接回应：“思科绝对没有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分享我们产品的源代码，也不存在所谓的产品后门。在斯诺登事件之后，我曾经给美国总统奥巴马致信，在信中提到，其实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就互联网、网络空间等领域的规范治理进行合作，共同制定相关规则，很好地去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钱伯斯称，思科现在已经赢得世界上很多来自于客户和政府的信任，不光是因为公司在全球各地做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更因为一直保持率直的态度。“思科非常愿意就中美两国政府有关网络世界规则制定方面尽绵薄之力，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愿意本着互信、双赢的态度与各国进行合作，保持开放和透明。”

“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是信息时代，但2010年一直到2030年我们预计是一个数字时代。”钱伯斯表示，在数字时代，新技术带来的倍增效益将是信息时代的5~10倍，快速创新、快速IT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企业能否成为佼佼者的关键，其基层架构是“万物互联”。现在全球互联设备达到140亿台，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会增加到500亿。“十多年后当今40%的企业可能就此消失，我曾与美国不少大企业的CEO分享这一观点，他们都表示认同。87%的美国CEO认为企业应该向数字化进行转型，但不好的消息是，只有7%的企业确实有这方面的具体计划。”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公司，他们成败的原因往往都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市场转型、过久专注于擅长领域、开展革新、客户与合作伙伴驱动。”钱伯斯认为，有很多公司都意识到数字化战略转型非常必要，但是实现这种转型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企业甚至需要放弃一项曾经非常成功的核心业务。

即将担任思科CEO的罗卓克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数字化的进程中，除了技术的转型、业务的转型，还要有配套的组织结构的转型、领导力的转型，尤其是CEO本人要实现这样一种转变。”在他看来，思科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过去，我们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周期，每一次都能成功地抓住市场转型的机会，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罗卓克介绍说，思科作出战略上的调整时，首先会考虑提高公司的“有效执行力”，进而坚决进行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在公司新一轮的全球组织结构的调整后，我们发现新领导班子非常多元化，比如其中有50%是女性高级管理人员，从她们的背景和分管的业务特点来说，也是呈现了管理团队的多元化特点，这是我们基于未来三到五年保持快速有效执行机制下所达成的结果。”而据思科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仕炜介绍，思科公司在中国的领导层团队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过去20年我们在中国的领导层大部分来自香港和台湾。如今，新架构刚好反过来，有70%是来自大陆的精英，因为中国大陆是大中华区的主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本地化，为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打造一个新的团队。”

对于思科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钱伯斯表示非常乐观，“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速度。创新的速度决定了数字时代的成败。思科内部以前做一个产品开发可能要两千人团队用三年时间，但是现在是两百人的团队用一年时间就能完成。二是合作，我们非常关注合作伙伴能否在合作关系中受益，并且要在不同行业分不同领域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钱伯斯最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