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正在迎来一个空前的春天，任正非又站到了潮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2月31日公布，受智能手机销售强劲增长提振，2015年全年收入人民币39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35.3%。“华为轮值CEO郭平在公开信中对员工表示，华为2015年利润和现金流强劲增长。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依照华为2014年9.7%的净利润率估算，华为2015年的净利润为377.6亿元人民币，一个“巨无霸”的业绩。

在不久前，华为联合芯片巨头英特尔在巴塞罗那联合发布了二合一笔记本电脑Matebook。“该产品结合了笔记本和平板电脑特征，搭载英特尔第六代“酷睿m”系列处理器和微软“视窗10”操作系统，采用可插拔和无风扇设计。配备了12英寸屏幕，金属机身重量仅为640克，厚度仅为6.9毫米，可单独作为平板电脑使用，也能连接键盘成为轻薄便携笔记本电脑。”

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说：“继智能手机、平板、可穿戴设备之后，华为本次进军新领域，旨在推动便携电脑向移动办公时代演变，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兼具设计感、便携、多用途、连接性的移动生产力工具。”

将近三十年来，尽管低调神秘，但任正非始终屹立在潮头。1G时代的企业家纷纷退场的时候，只有他独自挣扎向上。倘使他出现在乌镇，在BAT面前，他也一定能获得最中间的一个位置。这是他应得的褒奖，也是对他从来不曾放弃弄潮的认可。

（二）

两年前在欧洲转了一圈，与德国、法国的政府高官进行了对话和承诺后，任正非领取了他的收获：欧盟宣布放弃对华为等公司的反倾销调查。华为表示欢迎，并强调自己始终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尤其是在欧洲，我们致力于加强与当地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沟通交流，我们坚信一个开放竞争的商业环境不仅是行业发展的基础，也最终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因为反倾销调查的终止，华为赢取了一个更开阔的空间。这是华为近三十年来所经历的又一个插曲。无论对于华为还是对于任正非来说，这样的插曲，虽然正濒近三十年的节点，却无法构成象征意义。中国古代以三十年作为一世，华为今世已近终结，来世即将开始，一个小小的插曲，成为华为“转世”的注脚。

在“转世”之后，华为要么成为这个行当世界级的霸主，要么就如任正非自己的预言，“红过十分就成灰”，华为正处于一个盛极必衰的阶段，慢慢从巅峰滑落。但华为每年都迎来一个巅峰，这使人们疑惑：它的顶点到底在哪里？

任正非毫无疑问是个充满忧思的企业家，他多年前就在等待“华为的冬天”的到来。“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说。

《华为的冬天》几乎使任正非成为了中国最有名的“危机大师”，杨元庆初掌联想集团虎符的时候，曾将这篇文章发给了联想全体员工，并且不停地问他们：“如果有一天，公司没有完成任务怎么办?”

联想集团终究还是度过了自己的一个冬天，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冬天；但人们并未看到“华为的冬天”降临。这样的对照，以及杨元庆背书般的推荐，使任正非更显充满真知灼见、形象愈发高大伟岸、熠熠闪光。

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中的确充满了忧思，这几乎暴露了他“悲观主义者”的本质：

“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当任正非意识到最终结局的令人绝望后，他方能以乐观者的心态去支撑华为走向未来；因为在与宿命抗争的道路上，他和他的同行者们经由长期的训练、个人的造化，最终走上创业之路。对于他们来说，此间已无路可走，只有义无反顾才是出路，而最终走过的路，又构成了他们的宿命。

几年前西点军校行为科学和领导力系主任托德·汉肖到华为去做领导力培训，我曾以作家的身份随行观察。那一次任正非召集了整个华为总部的两百多位高管听课。他们严肃、拘谨地坐在那里，像小学生一样积极和认真。那样的场景让我感到可笑，我无法判断，他们到底是真的喜欢严肃认真，还是热忱地表演给任正非看。

我印象深刻的是，任正非坐在他们中间，不仔细分辨，很难发现他的存在。他只是一个平常的老头儿，既不气宇轩昂，也不精神矍铄。他只是坐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但他很快就被“出卖”了。

托德·汉肖为他们播放了《拯救大兵雷恩》开头那段血腥的登陆画面，死亡、惨叫、爆炸、残忍，以及汤姆·汉克斯的面无表情。这是托德·汉肖最常用的一个培训课件。他喜欢以此作为蓝本，对听众进行“领导力”测试。

在那天的一项测试中，所有人都提供了托德·汉肖所期待的答案，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人就是任正非。他不但没有给出“正确答案”，还高声地反驳这位美国大兵，尽管他相信托德·汉肖来自“有信仰的军队”。

“单向度”的任正非军人出身，很喜欢军事化那一套，尽管他的记忆并不愉快。他毫无疑问拥有信仰，但他所经历的那个残酷年代则未必。他曾回忆说：“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造就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当我们把时间拉长，就会发现，作为“公司元年”的1984年的确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份，迄止今日屹立不倒的联想、海尔、万科都诞生于那年。它们的屹立不倒，也造就了一批工商领袖，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他们“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以“常青树”的姿态，一步三摇地硬撑到了今日。

华为出现得比它们晚。华为与国美同年出现，1987。与他人的“导师扮演”行止不同的是，任正非不喜欢主动面对镁光灯、无线电波和印刷术，他只在有需要和被迫的时候才拥抱它们。

他是神秘的。几个神秘的“大佬”，四川长虹的倪润峰已经像个老兵一样黯然地隐去，伊利曾经的董事长郑俊怀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销声匿迹……只有他还在舞台中央诠释神秘主义，延续着他的神话属性，以及呲着狼牙、四射着狼性。他似乎真的不需要光环，但他越是不需要，光环就越会逐他而去。

（三）

对于任正非和华为，人们正在进行过度的解读，已经有无数的报道、分析、电视片和出版物在对其进行切片和剖析。人们各怀鬼胎，试图从他身上得到自己梦寐的东西，财富或是秘笈，抑或两者皆有。

他们有一种观点是一致的：任正非和华为身上充满“狼性”。但周君藏却并不认可。这位昔日的《华为人报》主编相信，任正非身上充溢着一种智慧之光，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在《任正非这个人》中写道：

“我把任正非的内在形象涂抹成了一架竞争机器：作为竞争机器的任正非，在最卓越的时候，是一个全面的理想型人物，其使命是与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做抗争并取得非对称性胜利，是一个能将自己的认知顺畅地转化为行动的知本主义企业家，具有一种将商业智慧、竞争智慧、组织智慧与人生智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超凡能力，并总是能及时、恰当地将它们释放出来，感染整个组织。”

我对这种“高大全”型的完美企业家总是充满了怀疑。

我相信一个被企业裹挟着的企业家无法展示其柔弱的一面，他们是“果壳中的人”，是“单向度的人”；这样的人不完整、不真实，不是柳传志自嘲时的“一般人儿”——尽管任正非的确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展示出了其柔情的一面：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广东卖鱼虾的摊贩将死鱼非常便宜地处理掉，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些比内地还新鲜！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这时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在中国企业界，在任正非所从事的这个行当，人们总喜欢把他和中兴通讯的侯为贵对照，说侯为贵是“以和为贵”，任正非是“是非不分”。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探究他们泾渭分明的差异。我相信这来自他们各自不同的少年经历——

任正非参加过红卫兵运动，也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的“挨批”而政治上受压迫，这使他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所以后来一投入到深圳改革开放的熔炉中时，他便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创业之路。他当过兵，而且还成了党的“十二大”代表，军队的成功在他身上打下了最深刻的烙印。从学校里面毕业后，他进了企业，但却当起了非主流，养了几年猪。他的经历可谓“大起大落”。侯为贵的经历则平坦许多：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技术科长，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而且一干就是一二十年，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

背景的不同，使任正非和侯为贵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表现出了个性完全不同的管理风格：侯为贵更稳健，很少有过激行为；而任正非则狼性十足，严厉而富有攻击性，在经营上也敢于冒险，不循常规。

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他们两个人，说侯为贵是“以和为贵”，而任正非是“是非不分”。于是，有媒体称任正非为“偏执狂”，而侯为贵则是“温和的机会主义者”。

今年3月29日，侯为贵将会交出中兴通讯的权力棒，退隐江湖。他已经掌舵中兴通讯30年，中兴通讯终于首次营收超过1000亿元，达到1008.25亿元。“激流勇退”是最好的收场，但中兴通讯与华为之间，已经隔着2900亿的距离。他与任正非的对照，已经结束了。

（四）

任正非身上的那些特质不仅展现在华为内部，也展现在他的待人处事上。周君藏说：“有一年，任正非去南昌办事处出差，办事处出人特意吩咐他下榻的签约宾馆，在门口隆重地打上横幅，写上热烈欢迎著名企业家任总光临指导之类的话。等任正非从机场来到宾馆，一下车，看见横幅，他神色大变，看都不看一眼办事处主任，就不再住这家宾馆了。”

其实也怪不得外界的过度解读。虽然任正非相信，“开放、妥协、灰度是华为文化的精髓，也是一个领导者的风范”。然而相较于他若隐若现的形象，人们总相信他身上流淌着狼的血液。

任正非曾要求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他说。

曾经有人将任正非的“成功哲学”总结出18个词、归结为一句话：“跳芭蕾的女孩都有一双粗腿。”他们说任正非用“跳芭蕾的女孩都有一双粗腿”来比喻不追求完美——

“世界是在变化的，永远没有精致完美，根本不可能存在完美，追求完美就会陷入到低端的事物主义，越做越糊涂，把事情僵化了；做得精致完美，就会变成小脚女人，怎么冲锋打仗，华为公司为什么能够超越西方公司，就是不追求完美，不追求精致。”

对于任正非来说，“企业的首要责任是活着。”他时常说：“我现在想的不是企业如何去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事，而是考虑企业怎么活下去，如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他的这种观点与宗庆后极为相似。这位昨日首富曾说：“娃哈哈没有战略，我不会去考虑八九年之后的事情，只考虑明天的事情。”

多年来，任正非所面临的诱惑超过其他人。以华为的体量和影响力，他完全可以在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领域一展身手，然而他却抵制住了诱惑，没有穿上安徒生的那双《红舞鞋》，“谁也没有再问起她的那双红舞鞋”。

在流传的文本当中，任正非曾说：“我的一贯主张‘鲜花是要插在牛粪上’。我从来不主张凭空创造出一个东西，好高骛远的去规划一个未来看不见的情景，我认为要踩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世界总有人去创造物理性的转变，创造以后，我们再去确定路线。我们坚持在牛粪上去长出鲜花来，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延伸。我们以通信电源为起步，逐步地扩展开。我们不指望天上掉下林妹妹。”

天上的确没有掉下林妹妹，却掉下一个被推迟了的冬天。华为似乎摆脱了季节的拘囿，重新回到了春天的轨道上。然而任正非却并未回来。

事实上，在外界看来神秘而充满自觉意识的任正非正被自己的苦恼桎梏。他和宗庆后、鲁冠球、楼忠福这些亿万富豪一样，拥有相同的以人民币计数却多到无法计算的财富，但是他们却拥有各自烦恼的心事。

宗庆后苦恼于如何将娃哈哈交付于宗馥莉，以及宗馥莉何日摆脱“剩女”的身份；鲁冠球烦恼的是儿子鲁伟鼎如何才能快速地在自己的老臣中树立威权，完整地承接自己的事业；楼忠福苦恼的是如何平衡几个孩子的关系，选出最具禀赋的一人，继承自己创建的“广厦帝国”。他们的苦恼今日依旧存在，而楼忠福已“失联”很久了。

任正非不同，他需要清理掉那些可能对其儿女掌握权威产生阻碍的一切功臣，杯酒释兵权是最好的方式，只要有效，就会有行动。所以几年前盛传任正非10亿礼送孙亚芳“出境”，要为其子任平和女儿孟晚舟即位铺路。尽管后来这条消息被华为解释为一则谣言，但很多人还是相信，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华为大变局”。

（五）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三十年来发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变化，但任正非始终屹立潮头，是潮流的引领者和主导者。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里，他是英雄，是领袖，是一个神秘的神话人物。

然而他毕竟是柔弱的。他在《北国之春》中写道：“一个人离开家奋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爱情就像独木桥一样，人家过了，你就不能过。离家已经五年，在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时候，面对自横的独木桥，真不知别人是否已经过去，心爱的姑娘可安在。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样?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

当他写下《我的父亲母亲》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没有扮演好儿子的角色，出现了偏差，收获的是歉疚和遗憾；无论他有意无意，作为弥补，他都会在扮演父亲的角色时进行救赎。

这样的任正非才是可爱和真实的。包裹在华为这家企业坚硬果壳中的任正非并非真正的任正非，只有当光环隐去，他变成一个一般的小老头儿，安享天伦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那个真正的任正非会怎样指陈自己人生中的是是非非。

也许需要多年，事实上却并不遥远。只有那个时刻到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真实的、摆脱了功利与使命感的、“单向度”的任正非的模样。这样的结局，才可构成象征，而并非仅止为插曲。

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第一代最杰出的企业家终于能够安然着陆。中国工商界，自此将与1G时代彻底作别，进入4G时代。

它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4G的时代当中，创造力与年龄无关。最老的那个，有可能是最好的那个。七旬老人，如果拥有创新精神，依旧可以站在前排的当中。